2.税额的确定
税额可分为三个层次：(1)全国税粮总额，由中央政府按照“量入为出”或“量出为入”原则确定；(2)各地分担额数由中央政府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指定；(3)各户应纳税额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决定。此外，因为古代纳税方式以实物为主，国家还要确定各地交纳的实物种类。如明代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税粮计有六项，其中夏粮三项：米麦4712900石，钱钞39800锭，绢288487匹；秋粮三项：米24729450石，钱钞5730锭，绢59匹。浙江布政司承担夏粮米麦85520石，钱钞20690锭，绢139140匹；秋粮米2667207石，钱钞86锭，绢59匹。其中，北平布政司承担三项，即夏粮米麦353280石，绢32962匹；秋粮米817240石。[3]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有别，税粮不一是普遍情形。
税率也由中央确定。中国古代基本上都是定额税率和比例税率，很少实行累进税率。清朝内地省份税率，中央只规定了一个大概，具体仍由地方决定。清朝《户部则例》卷五规定，直隶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有奇不等，人丁每口征银三分至二两六钱有差。每省都有类似规定。新疆因为纳入版图较晚，另有“新疆赋额”专条。屯田税率也有专门规定。
税额“以丁身为本”还是“以资产为宗”在古代税制中争议较多。曹魏时期依据资产多寡将农户分为九等，按照户等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绢、绵（户调）。唐代两税法以每户占有土地顷亩、资产多少为收税依据。但这就必须每年核定土地，资产。而实际上常常长期不调查户等，或者在调查（如所谓的经界）中弄虚作假。如唐代自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定税后，直到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才重新审定一次，虽规定“三年一定，以为常式”，但以后并没有执行，官僚贵族、地主富户可以用不报或少报的手段，少交赋税。结果某些地区“十分田地，才税二三”，所谓“唯以资产为宗”实际上很难贯彻。
税率高低还直接影响私租增减，清代“摊丁入亩”之后，地主借口“摊丁”大幅增加私租。但历代政府均很少干预，即使干预也不够有力。这多少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实施和农民负担的减轻。
3.税额的增减
税粮增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征税增加。即中央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或国家财政需要所作出的调整。如唐代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政府下令，两税每贯增加二百。元代江南夏、秋两税税额沿袭宋代，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下令每斗添加两升，即增收百分之二十。明代一条鞭法原额每亩税银五分，崇祯年间有的加至一钱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