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刑执行方面，唐代的死刑覆奏制度也反映了一种“慎刑”的理念。《唐律·断狱律》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唐律疏议》解“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一语为“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据《贞观政要·刑法》记载：“贞观五年，诏日‘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意思是说，在京法司执行死刑，须在执行前两日向朝廷上报5次，外地则须上报3次。这反映了一种对死刑的极为慎重的态度，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种人道性因素。这种慎用死刑的态度不独唐太宗有，后来也有一些帝王加以效法，如明代宣宗就提出了“帝王用刑，不可不慎”的观点，并主张“仁恕不嗜杀，犯罪者必审录无冤，然后罪之”[38]。一些封建官僚 也能做到慎重用刑，如清代黄六鸿在从事司法审判时“皆从圣贤不忍人之心，每事做出人罪之想。苟有一线可宽，即从此处引而生之”[39]。可见，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并非都是嗜血成性之徒，受儒家人道思想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也表现出了慎刑的态度，值得肯定。
有学者论说：“复奏制度作为慎刑制度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死刑适用程序中的形成、适用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和限制刑罚的作用。……首先，它体现出了皇权至上性，因为皇帝在复奏中有最后的核准权。其次，它体现出皇帝的至仁情怀，皇帝对死刑案件进行反复的核准，是出于皇帝对天下百姓生命重视和对死刑的慎用。再次，它统一了死刑的核准权，中央相关机关在复奏时，对死刑统一核准。最后，它对地方上死刑的适、用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40]该论者将复奏制度看成是皇帝“至仁情怀”的反映，说明该制度确有一定的人道性因素存在。
赦宥制度作为死刑执行制度的一个补充，在中国古代社会曾对死刑的适用数量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人道性因素。赦宥制度起源甚早，《尚书·舜典》有“眚灾肆赦”之语，《易经·解卦》也有“赦过宥罪”之说，《尚书·吕刑》还有“五刑之疑有赦”之言，等等。说明至少不迟于西周，就已经出现了赦宥制度。此后，从春秋至于清代，历代均有赦制。学者指出：“‘赦宥’在死刑适用中通过三个途径达到目标，具体是：一是狭义上的‘赦’，即免除当事人的死刑，主要适用于大赦。二在严格意义上说‘宥’，即把当事人从死刑减等为其他生刑，如徒、流、徙等。三是广义上的‘赦’，即容许当事人采用赎金等方式替代死刑。总之，赦宥在死刑适用中是化死人生，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数量。”[41]据统计，汉代大赦达101次，唐代大赦达163次，两宋大赦达164次。即使是封建社会大赦次数最少的明朝，大赦也有26次。可见，大赦制度确实明显降低了死刑的适用量。
那么，统治者因何而赦？沈家本曾做《赦考》十二卷，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和分析。他指出，封建帝王颁布赦令，往往基于如下原因：践阼、改元、立后、建储、大丧、封禅、立庙、巡狩、徙宫、定都、克捷、年丰、祥瑞、灾异、遇乱等等。[42]宋神宗曾下诏：“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43]这说明，最高统治者也认识到，大赦制度为罪犯的悔过自新提供了可能性，是“国之大恩”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人道性司法理念的制度表达。有学者称大赦制度“对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的死刑适用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古代死刑的滥用和执行”[44]，可谓不虚。作为一种体现统治者“好生之德”的司法制度，大赦在历史上确实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尽管也存在所谓“滥赦”等消极因素，但其历史合理性仍不容忽视。
存留养亲制度也与死刑执行制度密切关联，它实际上是对死刑执行的一种限制。该制度创设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下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着之令格。”[45]该制度虽在西晋时就已初露端倪，但当时的有关诏令乃君主一时之见，并非法典化的制度。“唐以后历代皆仿此遗制明定于法典中。唐、宋、元、明、清律犯死罪而非不赦重罪，直系尊亲属老或笃疾应侍，家无成丁者，皆可上请，准或不准皆由皇帝裁决。”“明、清律定得更简捷了当，凡是犯徒流刑而合乎留养条件的，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留养之后，亲终亦不再流配。”[46]存养制度与儒家孝道观有密切关系，瞿同祖先生指出：“关于孝及留养的问题是很可注意的。犯死罪或徒流而存留养亲之意原在体贴老疾无侍之犯亲，本是以孝为出发点的，并非姑息犯人本身。如果犯人平日不孝，留在家里徒然惹父母生气，依然无人侍奉，恰与劝孝的精神背道而驰，和留养的原意大相径庭，所以不准声请。”[47]也有学者认为留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并被隋唐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沿用”[48]。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死刑适用中的“监候”制度（相当于今日的死缓制度），该制度与会审有密切关系。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萌芽，至清初得以确立。“顺治初定律，乃于各条内分晰注明，凡律不注监候者，皆立决也。凡例不言立决者，皆监候也。”[49]“清朝通过把死刑案件分为立决和监候，再通过秋审把监候案件分为情实、可矜、留养承祀和缓决四类。秋审中后三种，特别是缓决案件一般采用减刑和在一定次数的秋审后不再适用死刑。这样通过分类后分别对待，让死刑案件的实际执行数量得以减少。这一点从清朝乾隆年间每年新增的秋审案件中判处死刑案件一般在2400～3000件，但最后执行的只有七八百件可以看出它的作用。……因为在分类后，对某一类死刑案件可以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减刑和赎刑，甚至赦免，以达到‘恤刑’和‘慎刑’的目的。”[50]上述言论说明，监候制度不仅减少了死刑适用的数量，而且也达到了“恤刑”与“慎刑”的目的，因而体现了一定的人道性因素。
录囚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有助于平反冤假错案，因此也带有一定的人道色彩。录囚制度是指皇帝、刺史或其他官员审录囚犯、平反冤狱的一种措施。学界对“录囚”有如下解释：“又称‘虑囚’。中国封建时代由帝王或长官讯察囚犯案情、平反冤狱、督办积案的制度。也是对各级司法之吏审判质量的考核。西汉始有中央或地方长官定期录囚之制。……东汉始有皇帝亲自录囚之制。……唐太宗李世民‘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51]明代以秋审、朝审（中央有关官署会审、复查重大案件）代替定期录囚制度。清代同。录囚的目的在于缓解阶级矛盾，标榜封建皇帝的仁德形象，同时也具有督察考核地方司法官吏的作用。”[52]
《汉书·隽不疑传》有“拜为青州刺史，每行县录囚徒还”之语。颜师古注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指明了录囚的目的在于平反冤狱。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说：“录囚之事，汉时郡守之常职也。”[53]并引《百官公卿表》注释称刺史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断治冤狱”。《续汉书·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胡广注曰：“县邑囚徒，皆曰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即时平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