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经》中也存在着“教育刑”的观念，亦即“明刑弼教”的观念。如其中的《蒙·初六》云：“废（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其桎梏，已（以）往閵（吝）。”胡朴安解此爻辞说：“说，即脱字。发蒙而说其桎梏也。艹昧之世，人民愚蠢，不用刑不能说其桎梏，故《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此发蒙必用刑也。……以往吝者，设不用刑以往，则吝矣。”[18]宋代理学家程颐云：“初以阴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发之之道。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当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狱，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也，苟专用刑以为治，则蒙虽畏而终不能发，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则可吝。”[19]笔者认为，本爻发蒙之义是指对罪犯进行教育，通过教育而使其弃恶从善并重返社会，故称“利用刑人，用说桎捁”（即利于改造犯人，犯人在改过迁善之后被释放，重返社会）。显然，这对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有益。否则，若只重刑罚而不重教化，就会导致社会失和与政治动荡，故称“以往吝”。这正是《易经》基于司法人道价值观而重视刑罚教育功能的表现。正如程颐所说：“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20]
西汉成帝认识到严刑重罚给民众带来的灾难，称其“夭绝亡辜，岂不哀哉”，深感悲痛，故特诏令“议减死刑及刻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汉书·刑法志》）。值得注意的是，成帝在诏书中也引用了《尚书》中“惟刑之恤哉”一语，作为其简省刑罚的理论根据。通观古史，可以发现，那些具有人道倾向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提出其人道化刑罚主张时往往引用“惟刑之恤哉”作为论据，足见该恤刑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惟刑之恤”成为“明刑”或“祥刑”中的一项题中之义，也成为儒家司法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对封建时代立法与司法中的人道性因素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颖达认为《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乃“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21]。朱熹说：“《书》所谓钦恤云者，正以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22]但从《舜典》“惟刑之恤”的上文看，有“流宥五刑”（以流放刑作为五刑的宽宥措施）、“眚灾肆赦”（对过失犯罪加以赦免）等话，说明“钦恤”也有宽宥的意思。其实，朱熹本人对“钦恤”也有另外的表达：“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也。”[23]丘浚对此评说：“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叮咛反复之意也。……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人于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拳拳不已，惟刑之忧念耳。”[24]这是把“敬”即谨慎判刑作为对“惟刑之恤”的理解。又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二句，凡九字，万世圣人恤刑之常心。圣贤之经典，其论刑者千言万语，不出乎此。帝王之治法，其治刑者千条万贯，亦不外乎此。后世帝王所当准则而体法者也。”[25]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东汉章帝时，陈宠上书对司法酷暴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荡涤烦苛，轻薄棰楚”的司法主张。他称当时“断狱者急于榜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以成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结果是“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陈宠提出了一种宽和的司法主张，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自此“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司法领域的“宽厚”正是司法人道精神的表现，宽厚司法可“济群生，广至德”，既惠及民生，也能提高统治者的道德形象，而且宽厚司法本身也体现了一种仁德精神，有助于对民众的感化与教化。可以说，宽厚司法也是“明刑”的题中之义，并因其“广至德”的功能而收“明刑弼教”之效。
《隋书·刑法志》曰：“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剪乱诛暴，禁人为非者也。圣王仰视法星，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时，莫不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仁恩以为性情，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在这里，作者明确提出了“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观点并且将其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如此一来“明刑弼教”成了师法自然的结果，从而确立了“明刑弼教”司法理念的权威性与普遍性。所谓“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是说对民众要以教化为本、以明刑辅助教化。“明刑”虽然也是一种刑罚，但它是一种体现儒家道德精神与“仁恩”精神的刑罚，这样一种人道化的刑事司法制度会助推社会和谐与民心安定。
“明刑”也是一种“仁者之刑”（这一说法见《隋书·刑法志》隋文帝诏书），“仁者之刑”是体现人道精神的刑事司法制度，它应该包括“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明察平恕，号为宽简”、“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协和万邦，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等等。隋文帝在开国初期注意废除前朝苛法，推行“仁者之刑”。《隋书·刑法志》称隋初“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勑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奏之。帝又每季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上述所谓“诣阙申诉”与“挝登闻鼓”均属于直诉制度。直诉、录囚都是符合“仁者之刑”的司法制度，其人道价值与和谐精神自不待言。
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一》中指出：“舜之称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吕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是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者也。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虞廷垂训，其万世所当取法者欤?”[26]“刑者非威民之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一语是对“明刑弼教”基本原则的简要解释，“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一语是对“明刑弼教”核心价值的准确揭示。由此可见，蕴含人道因素的中国传统司法思想可为源远流长，至今仍不乏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