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人道化司法思想的指导下，唐代立法“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并明确以“宽简”作为一个立法的原则。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这应该是封建时代会审制度正式确立之始，但唐太宗认为该制度来源于《周礼》中的“三槐九棘”之制。根据《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在朝廷的外朝，种植多种树木，公开审理案件时，以树木为标志排列参与审理的官员的座次，左右两侧各种植棘树九棵，为卿大夫和诸侯的座次；前面种植槐树三棵，作为三公和地方官的座次。有学者评价唐太宗此举体现了“慎刑”精神，他说：“唐初，由大理寺判决死罪后，由刑部奏请皇帝核定。唐太宗为要标榜慎刑，诏令大理寺决后，由刑部尚书会同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如侍中等再议，然后奏报。”[4]会审制度基于慎刑的司法理念而创设，反映了一定的人道性因素。
唐太宗曾对臣下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复生。……今春府史取财不多，朕怒杀之，后亦寻悔，皆由思不审也。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为撤乐减饍。朕今庭无常设之乐，莫如何撤。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后，令与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且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旧唐书·刑法志》）这就是所谓的死刑覆奏（即复奏，下同）制度—三覆奏五覆奏之制，也是基于慎刑理念而创设，反映了一种人道温情。又规定对那些情有可原的死刑犯，法官可上奏皇帝裁决（结果一般是减免），体现了一种宽和精神。在封建时代，宽和的司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武则天当政时，任用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执法，罗致罪名，大兴冤狱，受其迫害者不计其数，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秩序一度混乱。可见，反人道的司法是社会失和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陈子昂上书说：“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者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足，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专任刑杀以为武断，可为策之失者也。”（《旧唐书·刑法志》）这段话蕴含明德慎罚的意思。陈子昂基于儒家的“仁义”理念，希望当时的武则天能够做到明德慎罚，追求“王者化之”的境界，树立一种人道化的施政目标。
陈子昂在这份上书中进一步说道：“观三代夏、殷兴亡，已下至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何者？刀笔之吏，寡识大方，断狱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爱及人主，亦谓其奉法。于是利在杀人，害在平恕，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善良，则淫刑逞矣。……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疠疫；水旱随之，则有凶年。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泽恤人？臣闻古者明王重慎刑罚，盖惧此也。”（《旧唐书·刑法志》）
这段话系统阐释了陈子昂的慎刑理论，实际上它也是儒家传统的司法思想，反映了一种人道价值观。他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认为“毒刑”、“滥刑”和“淫刑”是导致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司法官员“名在急刻，文深网密”，信奉所谓“利在杀人，害在平恕”的司法格言，将“滥及善良”的黑暗司法与暴虐司法推向了反人道的极致，“和气悖乱”即社会动荡失和的局面因之而生，“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群体性违法犯罪也就难以避免了。有鉴于此，陈子昂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以泽恤人”、“重慎刑罚”，如此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应该说，所谓“以泽恤人”、“重慎刑罚”等等是对儒家“明德慎罚”司法思想的准确表达，体现了明显的人道因素与和谐精神。
宋代学者对儒家慎刑传统多有推崇，如李觏就说：“刑期无刑，盖不获已，苟得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李觏集·刑禁》）包拯则主张：“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包拯集·言陕西盐法》）又说：“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礼，罕用刑法。”（《包拯集·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并认为，“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当上体天道，下为民极，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包拯集·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陈亮主张：“凡天下奏谳之事，长案碎款，尽使上诸刑寺，其情之疑轻者，驳就宽典。”可见，宋代学者对儒家司法思想中的人道观念高度认同。
古文《尚书·大禹谟》（一般认为该篇成书于魏晋时期，系伪作，但也长期被尊为儒家经典）载皋陶之言：“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该段大意是：舜帝品德高尚，没有过失，对臣下简易不烦，对百姓宽厚不苛。刑罚不株连子孙，赏赐却延续到后代。对过失犯罪，无论多大都能宽恕，对故意犯罪，无论多小都要惩罚。遇有疑罪从轻论处，功劳有疑则从重赏赐。与其杀害无罪之人，宁愿放纵有罪之人。好生之德，使民心和谐，因而不会违法犯罪。
有学者对“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一语进行了分析，谓其“传说为皋陶执法时的原则之一。周初为防止滥刑亦奉行这一原则。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愿漏惩有罪之人。这一原则是慎罚思想的体现，对后世法律的实施亦有积极的影响”[5]。上述《大禹谟》引文，与儒家提倡的司法观念完全相合，如“御众以宽”、“罚弗及嗣”、“罪疑惟轻”及“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等等，均反映了“明德慎罚”的观念，其人道价值不可低估。所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正是说只要统治者具备“好生之德”，民心就会平和，社会就会和谐。
南宋大儒朱熹曾对此评说：“辜，罪也。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者，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此其仁爱忠厚之至，皆所谓好生之德也。盖圣人之法有尽，而心则无穷。故其用刑行赏，或有所疑，则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执法之意，有以胜其好生之德。”[6]“好生之德”乃司法官员的“明德”，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有时不得不“屈法以伸恩”。朱熹用“仁爱忠厚之至”一语表达了他对“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一司法原则的赞赏，反映了其对人道化司法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