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称赞汉初几位帝王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宽和举措，称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称惠帝及吕后“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称文帝“论义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等等，表达了班固对立法、司法之人道价值的肯定与张扬。特别是对汉文帝推行的人道化司法措施，班固更是赞誉有加，称其“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予民，颜师古注曰：“从轻断。”断狱四百，颜师古注曰：“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当时的廷尉（最高法院院长）在司法活动中有仁者之风，慎刑恤刑，对犯罪有疑者从轻发落，注重减免刑罚，结果全国一年重刑犯仅有四百人，刑罚适用率大大降低，以至于有“刑错之风”（刑罚措置不用）。为了贯彻仁政，汉文帝还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制度，他在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认为“断肢体，刻肌肤”的肉刑是“不德”即不道德的刑罚，反映了他对人道化刑罚的认可与追求，足见其见识之高明。
汉宣帝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曾下诏：“夫决狱不当，使有罪与邪，不幸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汉书·刑法志》）这说明，汉宣帝把司法不公（“决狱不当”）看成是一个令其深感悲痛的问题，他为此下令设置专门司法官员审理疑狱（如淳注：“以囚辞决狱事为鞫，谓疑狱也。”），努力做到审判公平（“其务平之”）。应该说，这也反映了汉宣帝的一种人道化的司法观念。
汉文帝基于人道观念下令废除了《收律》（将罪犯家属没收为官府奴婢的法律）和《相坐法》（规定连坐的法律）。他在诏书中说：“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汉书·刑法志》）所谓“禁暴而卫善人”是说法律是用来禁止作恶而保卫善良之民的。汉文帝认为，既然是保卫良民的，那么罪犯的亲属并未犯罪，自然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显然，这一观念也蕴含着人道性因素。从司法思想的角度看，它要求司法官员必须牢记以司法手段来“卫善人”的职责，努力做到使无罪的人不受法律的追究。
汉高祖曾下诏：“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书·刑法志》）这就是着名的疑狱奏谳制度，其背后的司法价值观也是一种慎刑观念，体现了一定的人道精神。史载自汉廷推行该制度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汉书·刑法志》）。
汉景帝时曾下诏：“高年长老，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其着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鞫系者，颂系之。”（《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曰：“师，乐师盲瞽者。”又注曰：“颂读曰容。容，宽容之，不桎梏。”这是对老幼妇残犯罪者在司法上的优待措施，反映了一种人道化的司法理念。之后，汉宣帝又下诏：“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汉成帝也下诏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汉书·刑法志》）上述对老幼犯罪者的宽容措施，不仅体现了儒家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也反映了一种人道化的司法观念。
《汉书·刑法志》引孔子之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谓此“言圣王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此为国者之程式也”。又引古人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并发挥道：“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恰者也。”上一段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仁道”（即人道）情怀，要以仁爱之心从事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下一段是说统治者必须断狱公平，否则冤狱屡兴则会伤及“和气”即危害社会和谐。这反映了班固对人道司法与和谐司法的追求。
《汉书·刑法志》又说：“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豻不平之所致也。”并引孔子之言“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说道：“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上述见解相当深刻，“狱豻不平”即狱讼不公平是社会失和、犯罪滋生的重要原因，故司法官员必须具备好生之德，秉持“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的人道原则，在司法审判中决不可“以刻为明”即以刻薄寡恩为高明，如此才能使社会符合“仁道”。
《旧唐书·刑法志》记唐太宗与臣下所言：“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罚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痛，极所不忍。”又记“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恰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上述话语反映了唐太宗的一种人道情怀，说明他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并怜悯人的伤痛，他想做一个有德之君，故在从事录囚之类的司法活动时努力追求“恤刑”价值，而重刑则是“不德”（不合乎仁德）的表现。可见，重视人的生命价值（“重人命也”），怜悯人体的痛苦，这是古今人道主义的共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