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 年）首颁均田制，以后北齐、北周、隋、唐前后相承，均田制延续了约300年。北魏因长期战乱，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留居农民亦不堪沉重赋役，多荫附士族豪门。针对这一状况，政府颁布《均田令》： 15岁以上男子受露田（植谷物） 40亩，女子受露田20亩；男子受桑田（植树） 20亩，女子受桑田5亩；产麻区则男受麻田10亩，女子五亩。奴婢与良人一样授田；四岁以上耕牛（“丁牛”）每头受露田30亩，以4头牛为限。露田所有权归官府，人到法定纳税年龄则由政府授给耕作，必须用来种植谷物粮食，不得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更不得买卖或抛荒，待其年老免役或死亡则时归还政府；因拥有奴婢、耕牛而分得之田则随其奴婢与耕牛之有无以还受。桑田则“皆为代业，终身不还”。又土地的还受时间为正月（农闲时） ，以避免影响庄稼正常的耕作与收获。“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类似今天的宅基地。至于各级地方官，则由政府在其任职处附近依官等高低拨付一定数额的公田，但严禁买卖，此为后世“职分田”之始。[8]均田制在“均田”与国家控制土地所有权（处分权）的大原则之下，也充分照顾了民间的实际情况。例如：对于“桑田”，由于树是多年生制度，由栽培到收获须经过多年时间，如需还给政府，必然会造成栽培者的损失，进而也会影响栽培者的生产积极性，故而《均田令》规定桑田不必退还政府，而可以传给后代，北齐则称其为“永业田”。因桑田可以传给子孙，经过数代之后，在一家之中桑田便会越积越多，对此，《均田令》又明确规定：“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不足。”[9]但是卖者不得卖过其分，买者不得买过所足。另外，由于各地人口密度不一，田多人少（“宽乡”） ，若不增加授田量，则造成多余田地的荒芜；田少人多（“狭乡”） ，若不减授，则供不应求。北魏《均田令》也充分考虑到以上情况，政府在授露田时，常常加倍授予，一丁男往往可受露田80亩，女子可受40亩，称为“倍田制”；地狭人众时则不倍授。
北魏均田制比较好地实现了荀悦“耕而勿有”的精神，通过土地还受的制度将大量土地（露田）的所有权收归政府，农民只有占有、使用权（占耕之权） ，而无自由处分土地（如买卖）之权。通过土地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权的分立限制了土地的买卖与过分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局限。一方面，北魏实行均田制的物质基础是，长期战乱之后农民流亡、大量土地抛荒的现实让政府有田可授，随着人口的增殖造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必将再度出现。另一方面，均田制在使百姓均田的同时却赋予官员更多的职分公田，在北魏宣帝时更改职分公田为永赐，“得听买卖”。国家放弃了对于职分田处分权的控制，这严重破坏了均田制下产权分立的格局，使职分田主拥有了完全产权，造成了土地的兼并与集中。更严重的是，很多官僚打着“买卖职分公田”的旗号，大量买入或强占百姓的土地，这意味国家对于其所授民田的处分控制权也被侵蚀。整个产权分立的局面被打破，小农便无法维持对土地的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