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地兼并盛行与井田制的短暂复辟
井田制一经废除，土地兼并之风遂不可遏制。
秦汉以后，仁人志士提出谋求补救的办法，大都以原始的井田制为最高理想之制度；纵使井田制只是后人子虚乌有的想象，但孟子所倡“井田制”的观念已深入后人之心。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2]之说，对于百姓豪强占有田地的数额作出限制，他认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汉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等建议“限民名田”，“诸侯王以至吏民名田不过三十顷”，由于权臣的反对，未能实行。[3]到了王莽篡汉之后，他在“胜利的乐观、信古和自信之余”，缺乏董仲舒、师丹的审慎，认为孟子提倡的井田制“可卒行”，“他要依照先圣的启示，理性的唤召，为大众的福利和社会的正义，去推行一种新经济的制度。”[4]他下诏：田地国有，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过一井，即九百亩；占田过限的人，要将其余田分给宗族乡邻；无田的人，由政府授田。王莽的这一新政实行未久，便遭遇障碍，才三年，便在欧博的进谏之下下诏废除了。欧博的谏言如下：“井田虽王法，其废久矣。？？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5]
王莽改制失败之后，后世虽仍不乏将井田制作为理想的，但在现实操作上仅退而求其次，追求“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东汉末的荀悦在“限民名田”之外，提出“耕而勿有”，即土地占有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立的主张。他论证说：“且夫井田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苟为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既未系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 ”[6]井田制仅适用于地广人稀之时，在人口增殖、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则不可强行井田制，只能采用规定人民占有土地最高限额与限制土地买卖的方法，来抑制土地兼并。
（三）均田制的兴衰
西晋时，政府总结前人的理论与实践经验，颁布了《品官占田荫客令》和《占田令》，规定了官员和百姓占田的数额限制，以抑制土地兼并。其官第一品50顷，每品减5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官占田限额为10顷；百姓则男子限占田70亩，女子10亩。[7]是为北魏均田制之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