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所谓对“结婚证效力”的审查或认定，实际上是对“婚姻效力” 的审查或认定。对“婚姻效力” 的审查和判断，是民事审判的职责，根本不存在超越民事审判职权问题。恰恰相反，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和标的是婚姻登记行为，而瑕疵婚姻真正的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瑕疵婚姻效力问题。瑕疵婚姻所争议的不是登记行为是否违法，而是违法瑕疵是否影响婚姻的效力，能否产生婚姻的法律效果。行政诉讼对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只能是“隔皮瘙痒”，根本无法完成应有的诉讼使命。有关这个问题，详见王礼仁《解决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打架”之路径》最高法院《法律适用》2011年 第2期，《<婚姻法>解释（三）生产出来的第一个错案》。
5、民事程序审理婚姻效力纠纷，符合世界惯例 （略）
（二）对“最高法行政庭《答复》”之评判
“最高法行政庭《答复》”内容如下：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权起诉婚姻登记行为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婚姻关系双方或—方当事人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且不能证明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该婚姻登记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上述答复虽然有其积极因素，比如，把男女双方有无结婚“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判断婚姻效力的标准，应当值得肯定。我在论述瑕疵婚姻效力时，也曾引用此答复作为论证的根据。但是，这一答复所潜在的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检讨。
1、行政解释民事化——该解释实际上是审理民事案件的解释
从第二条的内容看，我觉得该答复似乎不是一个关于审判行政案件的答复，倒是一个审理民事案件的答复。
首先应当明确，行政审判的对象到底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还是婚姻关系的有效性？
大家知道，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审查对象。因而，婚姻行政审判的对象应当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婚姻关系的有效性。婚姻关系有效与无效，或者成立与不成，则属于民事审判的内容。
而答复指出，在婚姻行政诉讼诉讼中，除了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外，还要判断男女双方是否有结婚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是否有结婚的合意或意愿。且不说，在行政诉讼中婚姻当事人以外的被告（行政机关）难以对此证明，仅从其审查的内容看，已经超出了行政审判的范围。因为这实际上是审查当事人的结婚合意，相当于审查一般财产民事合同实体内容中的意思表示。这不应该是行政审判的内容。由于这个答复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演变为对婚姻关系有效性审查，事实上把行政审判变成民事审判。因而，这个答复更像一个民事答复。
同时，当事人是否有结婚的真实意愿，作为民事案件判决认定婚姻效力的标准是可以的，但把它作为行政判决的标准，根据不足。因为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审查对象，并不能准确反映当事人实际权利状况或法律关系在法律上的性质。反过来，当事人实际权利状况或法律关系性质，也不能准确反映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因而，用当事人实际权利状况或法律关系性质，来评价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当然不符合行政审判的性质和规律。它不仅“本末倒置”，偏离行政诉讼审查对象。而且依照结果来判定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将会使行政审判的标准荡然无存，失去行政审判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