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数民主
反对以议会外的适当机关审查议会立法的另一个理由是多数民主。反对者认为，民主社会的政府决策，必须由多数人或者直接代表多数人的机关作出，而不是由少数长期任职的法官作出，非公选产生的、非责任制的法官推翻代表机关的决策，是与民主原则相悖的。美国总统林肯抨击最高法院时说，如果在涉及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上，政府的政策最终由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那么
这些判决一经作出，人民就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把他们的政府拱手交给了那个著名的法院。
支持者的观点也同样有力。加拿大学者斯图拉耶（strayer）指出：”（1）对于司法审查的主要的概念性批评，是司法审查必然涉及决策性判决，这些判决超出了既定法律原则的字面含义，不一定是从既定法律原则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然而，法院的决策性决定主要涉及的是对个人或集体权利的司法保护，因为‘平等保护’、‘正当程序’、‘言论自由’、‘迅速审判权’、‘残酷及异常之惩罚’等用语具有概括 性，需要进一步界定。（2）司法审查也许会产生一些暂时不能得到大众支持的结果，但是经验证明，议会也不能总是顺乎公意，议员的当选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只有少数人选举他们。因此，民主社会的重要决策并不是总能反映多数的观点。司法审查长期以来得到公众的默认，对民主并无害处。[6]如果法院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权宜之计的侵犯，能不随波逐流而捍卫宪法更为根本的原则，这不是对民主的支持吗？（3）人们夸大了立法权力转移到司法机关的可能性。事实上，即使在司法最活跃的时期，司法审查也只是偶尔为之，具有间歇性。（4）如果最民主的社会就是个人能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作决定的社会的话，那么，保障公民权利自由不受政府侵犯的司法审查不但不与民主相悖，相反，是对民主的最大支持。“{3}（P.50—62）
上面讨论的宪法法律性的理论难题，实际上是法治观念和民主理论的冲突，因为浪漫的民主观仍在流行。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神话中走出来的时候，又投入了对”公意“、”代表“等的过分崇拜。一般而言，民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卢梭式的民主，一种是孟德斯鸠式的民主。卢梭式的民主是大众最向往的民主，它包括并强调那种一哄而起的、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式的民主，可以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简单的多数、少数论是非，不太注意体制的结构、程序和规则。孟德斯鸠式的民主注重权力结构、程序和规则，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重法治。民主理想的外向现实化是法治，法治是现实民主的源头。司法性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卢梭式民主的否定，却是孟德斯鸠式民主的重要表现，宪法监督的目的就在于用法律手段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
四、结论
从宪法的法律性看，宪法是法律，宪法可以而且应该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从宪法监督的本质看，宪法监督是多数民主的制动器，唯有司法化的监督才能担此重任。宪法高于由它设立的机关，尤其是高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乃是宪法的全部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