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一批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其中也包括像毛泽东这样带有浓厚帝王意识的洪秀全式的人物）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权国家主义，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屡经挫折之后，终于发现军阀割据的农村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渴望土地的农民是“共产”革命可以借重的生力军。更为重要的是，农村保留着原生态的宗法制，农民都是天生的“臣民”和“子民”，农民还是小生产者，由于害怕竞争，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具有天然抗拒的本能。这些都是可以用“阶级斗争”（“土地革命” ）话语激发农民“共产革命”的激情，引导农民抵御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现代文明，建立苏联党权国家制度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经过长征终于取得了对红军和党的领导权，对于一向怀有“鸿鹄之志”的他来说，青年时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朦胧发问，此时已按捺不住地变成超越“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为“一代天骄”的现实冲动。志得意满之余，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兴致勃勃地与丁玲大谈如何君临天下，册封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玩笑中透出的却是心声。毛泽东终于通过延安整风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建国后更是以“斗争”和“专政”为纲领，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排斥打击党内外一切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对手，“文革”时期，“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君师合一，具有无上权力的现代帝王。
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是依据列宁、斯大林阶级斗争和党权国家主义的理论，通过发动农民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起苏联式的党权国家体制。
党权国家与皇权国家都是宗法等级制国家，皇权国家的信条是“君君臣臣”，“尊上卑下”，皇权至上。皇帝“天纵英明”，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一切权力（利）和思想的来源。党权国家的信条是下级服从上级，全民服从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党权至上、领袖至上。党具有先进性和“伟光正”，领袖更是先进中的先进，无与伦比的“英明”，党和领袖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一切权力（利）和思想的来源。党权国家与皇权国家具有同构性，形虽不同，实则无异。
党权宗法等级制既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权力分配体制，也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财富分配体制，越是上层，获得的权力越大、财富越多。毛泽东正是依靠、利用这种等级制才权倾一世、安富尊荣，成为现代帝王的。
党权国家本来就是宗法制末世的一种回光返照，毛泽东把党权国家的缺陷发挥到极致，也就使党权国家走到了尽头。如何拯救党权国家，使之恢复生机，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的严重问题。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选择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的，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