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当年提出“由民做主”是来自于对欧风美雨的精神领悟，而近一百年后的朱明国再一次肯定“由民做主”则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生活深刻变化的感受。
邓小平曾说：“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第一次“包围”，中共建立了党权国家，第二次“包围”，中共实现了党权国家在经济上的转型。如果从乌坎出发的第三次“包围”，中共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因势利导，在“还权于民”、“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就将使中共及其党权国家在向现代政党和现代公民国家的彻底转变中浴火重生。如此，则中共幸甚，中国幸甚！与小农经济相联系、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宗法制，根本改变农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的“臣民”和“子民”的历史定位，向宪政制的现代公民国家转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注定要经过反复的历史震荡和长期的社会阵痛。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经历了两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震荡，第一次从“秋收起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次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天。而以最近广东乌坎村的“村民维权事件”为标志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转向正在拉开序幕。
中国的宗法制尽管在二十世纪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末期，但仍然具有顽强适应环境的自我修复及变异能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社会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满清统治者惊呼中国将发生“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不得不推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自保，终究难逃辛亥革命一劫，满清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却未能铲除培育皇权的土壤--宗法制及其观念。一旦时机适宜，宗法制及“君臣父子”的观念就会孵化出皇权的改良型品种。“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只是皇权重新登场的“预演”，新型皇权登场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思潮趁势而起，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联“党权国家”，经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专政”、“民主集中”等时髦话语的包装宣传，竟然被一些中国人误读为“天下为公”的“劳工的天堂”和“民主的典范”。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党权国家主义”，苏联的党权国家实际上是一种与“工农”和“民主”毫无关系的“国家奴隶制”。党权国家的真实含义是，党的领袖领导控制全党（“民主集中” ），党控制垄断全部国家权力（“党具有先进性，是人民唯一的代表者，只能由党代表人民掌权” ），国家占有垄断全部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国有制”、“计划经济” ）并实行全面专政（党代表人民，可以随时宣布任何人为“人民的敌人”而加以打击镇压），全体国民在国家的全面垄断、控制和专政下，沦为党权国家的奴隶，而国家（国家之上还有党，党之上还有领袖）则成为名符其实的奴隶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