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教旨的党权国家理论，作为生产资料性质的企业产权只能归国家所有，私人占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予以剥夺和打击。《物权法》标志着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向私人作出重大让步。正因为有了这种让步，才有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才更加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才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物权只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没有保障，物权难免受到损害。由于只见物不见人，只有《物权法》而没有《人权法》，中国的经济越向前发展，官与民、贫与富以及权力腐败、环境污染、经济结构失衡等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越突出尖锐。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都是由党和国家权力越位干预经济社会事务（即邓小平说的“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与民争利，侵害公民权利造成的。
党的职能是组建政府，政府成立后依法行使权力，党就不应再指挥干预政府了，仅从减少行政成本的角度来说，党作为一个常设的权力机构也没有必要与政府同时并存了；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是公民自主的市场行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监管市场、提供服务，而不应具体干预企业活动；教育、卫生、文艺、新闻、出版等社会公益事业可以让公民自治管理，也不应由政府全盘包办。简单地说，就是应当“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反对以党治国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早在二十多年前，针对党权国家的弊端，邓小平就曾提出：“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当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上次找几位同志谈经济工作的时候，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却是，党对政府、人大、政协的控制不是放松了，而是更严密了；党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几乎成了招商引资、投资立项、买卖土地的承包商。
权力与资本（包括土地）相结合、官与商相勾结是导致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最终必然激化官与民的矛盾。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由政府强拆强占土地而补偿不合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与日俱增，每年多达数万起。当居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不但上访上告无门，反而因上访上告而遭到打击迫害（殴打、劳教、送精神病院等），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居民的利益和产权受到侵害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不是民选的，很难设身处地为居民着想并主持公道，而处于弱势的居民们也没有监督制约政府以及与政府平等谈判、博弈，寻求公正解决的合法途径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