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经过长征终于取得了对红军和党的领导权，对于一向怀有“鸿鹄之志”的他来说，青年时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朦胧发问，此时已按捺不住地变成超越“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为“一代天骄”的现实冲动。志得意满之余，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兴致勃勃地与丁玲大谈如何君临天下，册封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玩笑中透出的却是心声。毛泽东终于通过延安整风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建国后更是以“斗争”和“专政”为纲领，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排斥打击党内外一切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对手，“文革”时期，“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君师合一，具有无上权力的现代帝王。
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是依据列宁、斯大林阶级斗争和党权国家主义的理论，通过发动农民战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起苏联式的党权国家体制。
党权国家与皇权国家都是宗法等级制国家，皇权国家的信条是“君君臣臣”，“尊上卑下”，皇权至上。皇帝“天纵英明”，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一切权力（利）和思想的来源。党权国家的信条是下级服从上级，全民服从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党权至上、领袖至上。党具有先进性和“伟光正”，领袖更是先进中的先进，无与伦比的“英明”，党和领袖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是一切权力（利）和思想的来源。党权国家与皇权国家具有同构性，形虽不同，实则无异。
党权宗法等级制既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权力分配体制，也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财富分配体制，越是上层，获得的权力越大、财富越多。毛泽东正是依靠、利用这种等级制才权倾一世、安富尊荣，成为现代帝王的。
党权国家本来就是宗法制末世的一种回光返照，毛泽东把党权国家的缺陷发挥到极致，也就使党权国家走到了尽头。如何拯救党权国家，使之恢复生机，这是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文革”结束后面临的严重问题。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选择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开始的，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常年要饭的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们，冒着坐牢的危险，率先创造出“大包干”的生产经营模式。由于受到邓小平、万里等领导人的支持，承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大包干”迅速在全省和全国推广实行。几年之后，“包”字进城，开启了新一轮企业经营权和产权的改革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国家制定颁布了保护公民财产权的《物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