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事和解应以认罪为前提
实践中，虽然有的犯罪人愿意提供赔偿，但其主观态度极其傲慢，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屑一顾，拒绝向被害人认罪。对这种情况，人民法院是否确认“刑事和解”并对犯罪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此，《专家意见稿》未予明示。我们认为，作为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表示应被明确规定在刑事和解制度中。
首先，要求被告人认罪，才能使刑事和解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和要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包括“宽”与“严”两个方面。其中，“宽”包括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犯罪人从宽处罚。只有当犯罪人以行动表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时，才能以“宽”对待。对被害人进行物质赔偿，客观上有利于损失的弥补，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所破坏的秩序有所恢复，有时也能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但当犯罪人只拿钱不认罪甚至态度嚣张，置被害人的痛苦和伤害于不顾，大肆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将赔偿视为对被害人的施舍时，其赔偿非但不能反映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反而体现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大，如果仍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便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亵渎、误读和不当使用。
其次，要求被告人认罪，才能使刑事和解彰显其应有的恢复性司法这一现代理念。刑事和解制度的最大价值在于重视被害人的诉求，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恢复和救助。问题是，是否只要被害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或赔偿，便意味着被害人被侵害的权利就已经得到了恢复呢？显然不是。经济赔偿仅是恢复被害人权利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致损失的内心痛苦、由此产生的仇恨、对法律及社会的失望情绪、被阻滞和压抑的情感心理状态等，都需要得到足够的安慰和排解。正如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的情景所展现的那样，“在当面会谈中，被害人讲述他的受害经历及因不法行为所受到的损失与伤害，犯罪人则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行为的原因，并回答被害人的提问”{6}，被害人正是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渠道倾诉和排解自身的痛苦，以获得内心的重新安宁。此时，加害人的认罪无疑将分担和减轻被害人的痛苦，虽然加害人的认罪不一定是真心真意或心甘情愿的，但哪怕表面的良好态度至少能带给被害人一定的慰藉，在此基础上被害人才有可能考虑是否给予加害人以内心的谅解，由此达成的和解协议才可谓是真正体现了对被害人权利的恢复，才不至于是迫于无奈或者完全为了经济利益而与被告人的交易。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在实体上已经构成犯罪，是国家基于恢复性司法的考虑，决定对其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那么，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加害人而言，认罪便是其本分。如果在只赔钱不认罪的情况下确认刑事和解的效力，则会导致社会民众最为担心的“花钱买刑”的现象，社会公众怎么能相信司法、相信法律、相信正义？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非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受到了第二次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