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澄清上述理论问题的基础上，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审前程序中的主导者和主要作用者究竟是法院还是当事人？解决此问题，又无不与审前程序的任务和目的相关。不同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设置审前程序的目的和任务并不完全相同。法国审前程序的设置目的及其任务在于使案件达到适合辩论的状态，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公平诉讼[4]。美国设置审前发现程序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双方当事人彼此了解对方所拥有的证据事实，简化诉讼程序，进一步明确和整理争点；设置审前会议则是为了整理争点，促进和解，并加强法院对诉讼的管理[5]。德国审前程序设置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了使裁决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中作出而进行充分的书面准备，其中包括诉讼文书的送达、调查收集证据、查阅案卷、确定庭审提纲等[6]。民事审前程序的目的和任务不同，意味着法律赋予诉讼主体在此期间的诉讼权利的总量不同，同时也决定着诉讼权利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分配状态不同。如美国民事审前程序意在使双方当事人彼此了解对方所拥有证据的目的和任务，则法律势必应赋予当事人足够的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总量超过法院在此期间的诉讼权利。如果审前程序没有一定要让双方当事人知悉对方所拥有证据的目的，仅仅是为法院进行开庭审理作充分的准备，则法律赋予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总量通常不会超过法院，如德国的审前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的审前准备程序，其目的和任务是为法院的开庭审理作必要的准备，所以在配置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时明显地向法院倾斜，表现出浓郁的职权色彩。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设置民事审前程序的目的和任务，是重新构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模式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现阶段只能采用以法官为主导的“多方询问”的庭审模式，与此相适应，我国设置民事审前程序的目的应当有二：一是让当事人之间了解彼此的诉讼主张和所拥有的证据材料；二是为法院开庭审理作充分的准备，以使民事纠纷能尽可能经过一次开庭审理得以解决。至于审前程序的具体任务，则应围绕这两个目的来确定。
在确定审前程序的目的和任务后，如何分配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利，取决于对此阶段“诉讼主导地位和主要作用”者的定位和实现审前程序目的的需要。首先，在实现让当事人之间彼此了解对方的诉讼主张和所拥有的证据材料的目的方面，当事人是主导者，是主要的作用者，法院通常只起着督导者和辅助者的作用，为此，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当事人足够的诉讼权利和行使这些诉讼权利的足够时间，而赋予法院的诉讼权利应以不妨碍当事人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和有助于实现该程序目的为限。其次，在实现为法院开庭审理作充分准备的目的方面，法院应当是主导者并起主要作用，当事人是辅助者并起次要作用。所谓为开庭审理作充分准备，是指除当事人之间彼此知悉对方的诉讼主张和证据材料之外的其他必要的庭前准备，包括诉讼文书的送达、法院依法调查收集证据、组织鉴定或勘验、组织交换证据材料、组织整理争点、促成和解、排期开庭以及处理审前的其他诉讼事项，如管辖权的异议、财产保全等。之所以将这些诉讼活动的主导权赋予法院，理由有三：其一，在为开庭审理所作的充分准备中，有许多诉讼活动都需要熟谙诉讼规则的专业人员来操作，如送达诉讼文书、组织鉴定或勘验、整理争点等，当事人自己是无法或难以操作的。如果将担负完成这些诉讼活动的主要责任给予当事人，并寄望当事人委托律师来操作，恐怕难以实现立法意图。毕竟我国暂时无法适用强制律师代理诉讼制度，毕竟当今能够“消费”得起律师的百姓是有限的，同时能够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也是有限的，因而立法不能期望所有的案件都有律师来代理当事人进行这些诉讼活动。为此，“在涉及穷困者的案件中，法官的作用应当变得居于中心地位……，法官应协助未能得到代理的当事人展开和呈现案件，并帮助询问证人，阐明所适用的法律”[2]。其二，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即便当事人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有些审前准备活动也是律师难以胜任的，如目前由法院依法调查收集的证据就难以改由律师收集——其中有的证据就是因为律师由于客观原因难以胜任才规定由法院来完成，所以，依中国的国情，凡律师客观上难以进行的诉讼行为只能由法院进行。其三，改革后的审前程序尽管就当事人而言有了较之于以往更多的诉讼权利以及行使诉讼权利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但这并不表明审前程序可以拖沓无序。美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教训告诉人们：法院对审前程序的过分消极，势必造成“当事人出于利己目的滥用审前准备程序的现象”，“其结果是以审前准备程序的非效率化为代价换取审判程序的效率”。但无论是审前程序还是庭审程序，其任何之一的效率过于低下，都不会因为另外之一程序的高效而令人欣慰。所以，基于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需要法院对审前程序加以督导和控制，需要赋予法院应有的指挥权、组织权等，如指定有关期限的权利、组织交换证据的权利、组织整理争点的权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