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完善抗诉权的具体行使方式。(1)就抗诉程序的开启而言，一般应以当事人提出抗诉申请为前提，为基础，但若发现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裁判之情节严重、已经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则应依职权主动提出抗诉。(2)就抗诉权的运作而言，如果系因当事人提出抗诉申请而开启抗诉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当在充分地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并斟酌、核实案件的各种情况后，决定是否提出抗诉，这一点在《办案规则》第13条中已经作了规定，将来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可将之作为参考的基础；抗诉提出后，在再审法庭上，出庭检察人员的任务仅限于宣读抗诉意见书，至于再审程序中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辩论等活动，均应由各方当事人独立进行，以免因检察人员的介入而打破他们彼此之间的均势与平衡。
3、严格执行并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在提出民事抗诉的同时，检察机关还有必要严格执行相关的配套措施，以保障抗诉权的有效行使，并进一步扩大民事检察监督的社会效应。(1)对于审判人员贪污受贿构成犯罪，或者徇私舞弊而枉法裁判之情节严重以至于构成渎职犯罪的，检察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立案侦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提起公诉。(2)对于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建议相关法律作出规定，由检察机关对案件予以备案，据此促请有关机关对法官进行惩戒，直至提请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免除其法官职务。此外，针对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的“调卷难”、“阅卷难”以及“抗诉案件的久拖不决”等问题，亦应在法律上作出进一步的制度性安排，而且必须是明确、细致、周到因而具有相当之可操作性的安排，否则仍有可能使得民事检察监督在实践中频频受阻而“步履维艰”。
【作者简介】
赵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建敏，单位为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释】我们注意到这种观点和主张主要来自于法官。参见方加初：《民事抗诉权质疑和民事检察工作的基本思路》，载《法制论丛》1996年第2期；景汉朝、卢子鹃：《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重构》，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何岸：《论司法改革与民事检察监督》，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3期；景汉朝：《公正与效率的制度保障》，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1期。
最高人民法院迄今为止10余个有关不予受理检察机关民事抗诉问题的批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民事检察监督的频频受阻，是这种“颓势”状态最为集中、最为典型的表现。）
李少波：《如何认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黄松友同志商榷》，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9期。
譬如处分原则与撤诉、调解、和解等直接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诉讼机制。
李天锡：《浅析检验抗诉质量的标准》，载《人民检察》1998年第1期。
王占魁、刘建民、韩秋云：《怎样解决民行抗诉“三难”》，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2期。
《中国法律年鉴》（2002年卷），第33页。
目前立法上尚无严格意义上的“抗诉申请”机制，而只有实践中的当事人申诉制度，检察机关往往是在当事人申诉的基础上提出抗诉。
张步洪：《民事行政抗诉程序的价值》，载《人民检察》1998年第11期。
当然，从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来说，也可以通过立法解释的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而不必等待《
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