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笼统地就民事诉讼领域中的生效裁判而言，其之所谓“错”，也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宽泛的概念。具体分析起来，应有以下三个层面性质截然不同的含义：(1)因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所造成的枉法裁判；(2)纯粹因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上的限制而导致的失当裁判；(3)因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而导致的所谓“错误裁判”。具体来说，由于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故有时检察机关与审判人员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或）法律适用上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裁判也就有可能被检察机关认为是一种“错误裁判”。我们认为，对以上三种有“错”裁判应作严格的区分：对于第一种即枉法裁判，毫无疑问必须依法提出抗诉，对其实施严格的检察监督，以便坚决地予以纠正；对于第二种即失当裁判，原则上不应提出抗诉，而应通过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依法纠正该项裁判中的失当之处（也即错误），但若检察机关斟酌具体情况后认为，该项裁判之内容不仅有失当之处，而且已对当事人之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且当事人对此持有异议，法院又不主动加以纠正的，此时则应作出抗诉的决定；对于第三种即完全是因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而导致的所谓“错误裁判”，则应一概不抗诉，否则便有可能危及审判权之独立行使。由此可见，如果对于上述三种情况不作具体区分，笼统地强调所谓“有错必纠”，那么，民事抗诉程序的内在价值将很难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
（二）失当追求“改判”结果，评价标准有欠科学
所谓评价标准，是指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评判时所应遵循的尺度或准则。关于民事抗诉质量好坏的评价标准，虽然在理论上迄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5]但就目前的抗诉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所实际看重的主要就是抗诉以后“法院是否进行了改判”。[6]由此可见，“是否改判”不仅反映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抗诉程序基本功能的直观认识与普遍理解，而且构成了当前检察机关评价民事抗诉程序自身价值的“尺度”或实际“标准”。但我们认为，这个“尺度”或“标准”本身并非十分精确，因此其之衡量结果也就并非完全科学。
首先，“是否改判”并不足以准确地反映出民事抗诉程序的正当性。这是因为，“是否改判”（也即改判或不改判）虽然是民事抗诉最终引发的两种不同结果，因此对于认识民事抗诉程序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它们决不能反映出民事抗诉活动的全部。申言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这些情形的落脚点均在于“原裁判确有错误”。但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对于原裁判（是否确有错误）的认识不可能总是准确的。有时候，原裁判本身实际上是正确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某些检察人员却有可能会认为其存在错误，从而对之提出了抗诉，并导致法院进行了再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法院最后改变了原裁判，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抗诉程序的开启和利用就是正当的；反过来看，法院最终没有改判的，也未必就说明民事抗诉程序的开启和利用本身一无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