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观点，我国目前的审判解释权专属于最高法院，地方法院无权解释法律。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因为法律适用总是离不开法律解释，地方法院既然有权适用法律，理所当然也就有权解释法律，只不过这种解释仅仅适用于个案而没有普遍的拘束力而已。不承认地方法院的法律解释权，就必然会促使地方法院经常性地向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进行请示，这也是我国法院内部长期盛行请示批复制度的重要诱因。
此外，我国最高法院的绝大多数司法解释是脱离个案而作出的，有的还是针对某一部法律而作出的全面、系统的解释。在法律适用中，这种抽象解释往往直接取代了相关立法。尽管在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相对合理性，但从国家机关之间职能分化的角度来看，则是法院职能上的一种越位。“从今后的发展方向看，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应该体现司法不同于立法的功能和性质，不断缩小与具体司法裁判过程的距离，尽可能多地针对或联系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来作出解释。”[21]
【作者简介】
丁以升，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孙丽娟，单位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注释】在现代西方国家，法院承担的另一项重要的政治性功能是权力制约功能。
参见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胡伟：《司法政治》，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4页。
违宪审查的功能是双重的，它既是法院创制公共政策的一种方式，又是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一种制约。
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法国宪法委员会对法律进行事先的、抽象的审查，是脱离个案而进行的，因此，能否将其归入司法职能，便存有疑问。对此，还有学者提出，由于该委员会已与现代型法院的一般特征相悖，因而不应视之为法院而应视之为政治审查机构。参见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356页。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96页。
董：《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参见刘素英：《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研究综述》，载《探索》2004年第1期。
转引自翁晓武：《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司法对规范的违宪审查》，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
参见李晓兵、王兆鹏：《违宪审查与法院的角色》，载《当代法学》2001年第10期。
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参见杨海坤、朱中一：《从行政诉讼走向
宪法诉讼——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
实际上，围绕如何发挥判例的作用问题，我国的法院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自1985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就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形式正式发布案例，这些案例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从众多案件中精选出来的”，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起到了统一标准和提供范例的作用。董：《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6页。另据报道，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在该法院内部推出了一套“先例判决”制度。有关该项制度的介绍和讨论，参见韩成军等：《“先例判决”的法学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傅郁林：《论最高法院的职能》，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2-393页。
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
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