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几点建议
前面详细分析了现有矫正制度存在的不足，通过分析，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上对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提出以下建议，包括一些应循之原则和具体的立法设计：
1.新制定的社区矫正法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活的法律体系
立法应避免太超前，也不能太拘泥于现实。太超前，法将丧失其为法的意义；太拘泥于现实，法制定出来的那一天就是法的夭亡之日。我国由于起步晚，矫正的实践领域有限，现有的矫正制度多是单维度、单层面的，但这也意味着其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结合前面对社区矫正定性的分析以及其他国家社区矫正的实践情况，我们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可以宽泛一些，定性太精确、概念太具体反倒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立法构架应是立体的，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考虑。纵向即意味着社区矫正立法不能仅仅着眼于目前，应有时空上的延展性，矫正类型和内容应该丰富多元，即使由于现实决定不能一步到位，也应为今后发展预留空间，允许新的矫正类型和方式的介入；横向上则应促进以社区矫正立法为中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如缓刑制度、假释制度、缓刑官制度、自愿者制度等一系列与社区矫正相关配套、必须通过法律加以规范的制度，从而确立一个体系化的、与矫正有关的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法律制度。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的局限就制定一部局促的法，而应致力于一个相对开放的、活的矫正法律体系的建立。
2.可以适当扩大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围，并建立矫正分类机制
在适用对象上，除了现在规定的五种对象以外，还应把那些“配合犯法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罪犯的个性和背景以及保护社会的需要”[13]以社区矫正来处置的罪犯、部分即将释放的人员和已释放人员、解教人员通过适当的方式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条件所限，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前三大类人员即既有的五种对象、被判处社区矫正的罪犯和即将释放人员的矫正上。在这三大类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分类机制。分类是为了决定社区矫正中的哪种项目、方案更适合于被矫正人，更有利于他们更新。分类的标准可以多元化，比如可以根据成年与否分为成年犯社区矫正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根据人员来源不同分为缓刑犯社区矫正和假释犯社区矫正、将释放人员矫正和已释放人员矫正，还可以根据性别划分出女犯社区矫正等。不管依照哪种标准，分类首先应该考虑罪犯本身的需要包括矫正的需要和社会化的需要，其次考虑被矫正对象对矫正方案和项目的适应性。分类应该本着切实可行、有利于矫正和社会化的宗旨。
3.规定具体适用社区矫正的判断根据
决定对上述人员中哪些人员可具体适用社区矫正的判断根据，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学者对此讨论并不是太多，因为根据现有的适用对象规定，对哪些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很客观直接的标准，只要属于规定的那几种情形就自动划入被矫正群体，不用再作额外的判断。但适用范围扩大后，可适用矫正群体增多，情况各有不同，无法单纯以某种法定情形的具备与否为适用的标准，这就需要确立新的判断根据。有的学者针对某一类矫正对象进行过很细化的探讨[14]，有的则对我国应适用社区矫正的判断标准作了总括的设计[6]，基本上都是以我国现有刑法所规定的刑罚级别为基础，结合罪犯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罪犯的特点、需要和保护社会的需要来判断。具体可以设定以下几个适用条件：一是社区矫正只能适用于不太严重的犯罪行为。严重与否可以兼采法定刑和犯罪类型、犯罪性质双重标准来判断。二是犯罪人必须主观恶性不深、有悔改表现。此外还可考虑罪犯个人的特点和生活实际情况，做出社区矫正的决定时还应考虑社区和被害人的意见。因为既然是社区矫正，牵涉到司法、社区甚至是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社区的矫正设施是否齐备、矫正能力如何、社区对犯罪人的认识和态度、被害人的反应等多种因素都制约着矫正的实际效果。因此，新的矫正立法一定要建立一定的渠道，以保证让多方声音和意见都能参与到社区矫正的裁决和实施中来，合理地选择矫正方式，制定矫正方案，以提高矫正的质量。联合国文献和其他一些国家还要求征求罪犯的意愿，尤其是那些未被判决的罪犯的意愿。笔者认为，对于释放人员和解教人员是否参加矫正项目、参加何种矫正方案应征求他们的意愿，因为对他们进行矫正不属于强制性的，但对其他人员的矫正还应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