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罚金刑执行保证金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存在所谓“先缴后判”罚金刑的现象。“有些可能被判处罚金刑的被告人为了获得较轻的刑罚判决，在宣告判决之前便向法院缴纳罚金；而某些法院为了摆脱执行难的困境，也同意被告人预交罚金；有的法院或审判人员甚至在审理前或判决前，通知被告人或其亲属先缴纳一定数额的罚金，有的甚至直接言明是否缴纳罚金，将影响自由刑的判处，而被告人及其亲属往往认为‘罚’了就会‘轻’判，因而，就想方设法如数、按时筹钱送到法院，这样法院未审（判）即收取罚金，而且，一般收多少即判多少，‘先缴后判’现象十分普遍。”[16]“先缴后判”对保证案件的有效执行确实有十分明显的效果。据湖南茶陵县人民法院统计，自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至2003年12月止，6年间共判处适用罚金的案件598件，涉及1108人，罚金执行到位（含部分到位）的252件、436人。在已执行罚金刑的案件中，90％以上是在判决前缴纳的；判决前未缴纳判决后真正执行到位的不足10％。[17]由此可见，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先缴后判”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对保证罚金刑的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先缴后判”的做法，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并且也无明确的法律根据。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做法与笔者所提倡的罚金刑执行保证金制度有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建立这种保证金制度的实践基础，对其加以适当的改造或完善，就可以将其规范化和法律化。（2）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有关司法解释性文件中，对上述做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0月27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对于应当并处罚金刑的犯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这里所说“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显然是指判决前缴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将其作为自由刑从轻或适用缓刑的考虑因素。（3）将缴纳罚金保证金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具有合理性。有论者提出，“‘预缴罚金’还给人们以钱赎刑的感觉”。[18]但是，笔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反，正如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座谈会纪要所述，“这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罚金刑也是刑罚。”退一步而言，如果积极缴纳罚金的人不能得到从轻处罚，而与无钱缴纳甚至拒不缴纳罚金者同样处罚，这对缴纳罚金者也是极不公平的，并且也不符合区别对待和刑罚个别化的刑事政策思想。况且，犯罪人向国家缴纳罚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为侦破犯罪案件、惩罚和教育改造犯罪人所遭受的经济上的损失，于国于民有益，将此作为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一个考虑因素，也是合乎情理的。
或许有人认为，仅对交纳了罚金保证金的罪犯并处罚金刑，这岂不是大大缩小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与现代各国十分重视适用罚金刑的趋势相悖？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范围较窄、罪行较重，不宜单处罚金。现行刑法对许多罪都规定必须并处罚金，由于没有采取罚金保证金制度，法官只管依法判罚金，不管判决后罚金刑能否得到执行。对犯罪人及其亲属来说，由于判决之后缴纳罚金刑不能使其刑罚变轻，因而不愿缴纳罚金，大多采取各种方法来逃避缴纳罚金，这正是目前罚金刑执行难、大多得不到执行的症结所在。按现在的做法，虽然在刑事判决书中所看到的被适用罚金的比例很高，但实际上大多未执行成为“空判”。如果采取笔者的上述主张，适用罚金刑的比例肯定会缩小，但由于缴纳罚金会给犯罪人带来减轻主刑的益处，这会调动犯罪人及其亲属缴纳罚金的积极性，罚金刑实际得到执行的比例无疑会大大增加，所谓罚金刑“空判”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显然，这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