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裁判权涉问行刑权应与社会亲和。刑罚权的完全独立可以集中调动稀缺的司法 资源，以尽可能地满足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社会需要，但裁判权进入行刑活动后，不可能 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生活之外，否则社会动力机制和社会个体的微观活力就得不到有效利 用，其也就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在行刑过程中，即使是裁判权的行使也需要一 个与社会生活直接对话的机制依托，避免对受刑人的行刑和改造完全由司法部门独力支 撑。行刑权的本质和功能发挥既然决定了其对裁判权的拱卫地位，就应当选择适度淡化 自身权力个性的做法。“监狱介于刑事法运作与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在刑罚既成事实 的情况下，受刑人的监狱化与受刑人大多需重返社会生活的现实会形成悖论。所以，我 们一再被提醒行刑矫治不同于刑罚，有人将其归纳为监狱人文性与刑法规范性的鲜明对 照”。(注：许章润.监狱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45.)既然监狱是行刑权主体 ，这就决定了其职责首先在于伸张法律正义，及在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教育和改造罪犯， 并剥夺其再犯的能力，结果就是形成被判刑人的监狱化。因此，监狱并不具有独自承担 被判刑人再社会化重担的能力。在许多国家，基于司法资源的稀缺和被判刑人再社会化 的需要，司法独立与行刑权的社会化并行不悖已是刑事法运作的重要经验，行刑权结构 中普遍引入非政府性的社会力量后，权力的形式特征虽然有所淡化，但权力本身却得以 加强。现代社会中，知识、技术因素与传统法律权力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权力表现形 式。至于社会条件下的行刑，罪犯靠近社会生活，直接从社会生活中获取行为信息，更 明确地了解社会对其的态度和评价，并从多种渠道接受来自社会共同生活的约束，必然 会有一些社会规导力的有形部分反映于行刑权建构中。例如，意大利专门负责处理行刑 事务的监察法庭就由监察法官和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社会服务学、临床犯罪学、精神 病学等专家组成，合议庭则包括法庭庭长、一名监察法官和两名专家，而这些专家还有 权直接参与监狱行刑的全过程。另据资料显示，1993年美国50个州的矫正机构中，就有 精神病学家279名、娱乐治疗专家793名、社会工作者1006名、心理学家1446名、个案工 作者2273名、顾问3090名(注：George M.&Camille Gamp[1993],“The Correction In Yearbook:Adult Corrections”,New York:Criminal Justice,p.81.)。这一国家权力 的平民化表述，使公众对行刑不再敬而远之，仅将预防犯罪系统的建立当做政府的职责 而立足旁观，被动地等待实现法治的结果，或在不满时予以指责，而是积极参与，近距 离观察行刑活动的功能发挥与现实差距，认真了解刑事法运作的原理，密切关注刑事法 律的良性运行问题，由此增强自身预防犯罪的责任感，强化全社会抗制罪犯的能力，使 全社会自觉参与预防犯罪真正成为可能。当然，目前在我国社会力量进入行刑领域存在 着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公正与否的问题，因而专门执法机关仍是行刑的主干力量。在此基 础上，各行刑主体应当充分利用其长期以来与社会生活形成的联结方式，为权力开放创 造条件。除利用好现有专家力量外，还要有意识地培养社会志愿人员，并探索更好地引 入社会力量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