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与一般法律制度相比，股东派生诉讼是一项极具特性的制度，是法律规则的异态。[9]一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两大终极价值目标。从整体上看，此二者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此时，法律往往取公平而舍效率。诚如有人所言，公平是“法律本身的救世主思想”，[10]“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效率为代价”，[11]可见，在法律背后，真正永恒的是公平和公正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异态规则，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突破了法律的多种常态规则，似乎可能违背法所坚持的根本价值理念并进而影响其创设与传播。然而，实践表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不仅没有因此而胎死腹中或昙花一现，反而在其逾百年的历史中功能日显、移植渐广、生命力益强。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对其产生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动因进行探索，并就我国导入该制度加以思考。
二、股东派生诉讼的理论基础：多维视角下的正当性
(一)股东派生诉讼的制度背景：公司的非自然性及作为权利主体的非终极性
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公司享有法律赋予的广泛的民事权利能力，能够通过公司机关为自己取得权利承担义务，从而创造和维护公司利益。在这点上，公司与自然人并无二致。
然而公司毕竟与自然人不同。首先，公司并非自然之存在，而系社会的存在。公司无头脑以为思考，无口耳手足以对外表达和接受意思；公司之意思形成和意思表达，均须仰赖作为公司机关担当人的自然人。这样，由于公司与作为公司机关担当人的自然人间效用函数不同，公司机关担当人可能偏离公司的利益。其次，公司虽然拥有自己的财产、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但公司财产是由股东出资形成的，在公司有盈利时，须按章程在股东间进行分红，在公司终止时，须将剩余财产在股东间进行分配。可见，公司作为权利主体虽有独立的“公司利益”，但对该利益并非是终极的。自然人则不同，作为权利主体，其对特定利益的持有是终极的，其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享有权利或持有利益。因此，公司作为权利主体与自然人毕竟不同，其并非最终权利主体，而仅为股东权利的伸张，在公司背后，隐藏的是股东的利益。
正是公司的非自然性，决定了公司中可能存在代理问题，公司怠于行使诉权并不一定符合公司最大利益。不仅如此，公司作为权利主体的非终极性，决定了公司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处分应与自然人有所不同。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言，其不仅可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承担义务，而且当权利受侵害时，其也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扞卫权利及如何扞卫权利，对此，他人无权置喙。理论上认为，这不仅是维护正常法秩序的需要，更是尊重权利主体的需要。然而，当公司权利受侵害时，如果也与自然人一样，完全由公司决定是否扞卫权利，则有时会显失妥当。特别是当侵害人是公司董事、经理或大股东时，由于公司的意思和行为均为这些人直接或间接把持，公司很难主动追究侵害人责任，此时中小股东利益难免受损。可见，在公司权利受侵害时，如将扞卫权利的权利排他性地赋予公司，极可能造成侵害终极权利主体利益的后果，因此，必须赋予终极权利主体以救济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