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22]
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之所以认可“意思说或自由说”揭示了权利本质，是因为民事法律作为授权性规范，主要是界定行为人“可以作为”的范围，而特定行为的可能性或资格必然反映特定意志的实现自由，且众多具体权利行使与实现也体现为特定主体意志的实践，本质上与“意思说或自由说”如出一辙。但将“意思说或自由说”作为权利本质，并非置法律作用不理。事实上，无论是“意思说”(含自由说)还是“利益说”均未脱离法律框架。具体而言，强调思想层面任何人皆享有自由者，也充分意识到史上几乎没有以约束、规范思想为目的的法律。单纯意思自由不能被称为权利，仅是思维上的活动不能导致法律关系变动，无法影响权利得丧。法律上能产生法律效果的各种事实包括行为和事件，所启动的权利得丧离不开具体法律关系。因此，法律需规范的内容只有行为的范围、可能性或者自由，也只有这种外在表现意思的客观状态，才能被法律调整和规制。这也是持“意思说”者在确定意志支配领域时，要将之与法律关系相联系的原因所在。同样，持“利益说”者虽也认为权利是法律确认的一种行为可能性，但因法律保护的利益作为一种形式无法显示事物的根本属性，[23]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生命人人格平等的理念，任何意志天然地享有相对于实现资格的表现资格，法律不应过问意志后面的因素，即意志的动机，而“利益说”与“意思说”不同，明确行为的目的是行为人自己的利益，意味着任何不以利己为目的的意志不具有表现资格，由此与现代法学根本原则相悖而无法揭示权利的本质。[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