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拉草案和泰黑草案在这个问题上比法国司法判例走得更远，并与欧洲合同法统一运动步调一致。卡塔拉草案第1105－4条规定:“但是，若一项寄给特定人的要约，包含有在明确的期限内维持要约有效性的表示的，无论该要约是被提前撤销，还是要约人丧失缔约资格或死亡，都不能阻止合同的成立。”泰黑草案第18条第1及第2款也表示，如果对特定人发出的含有明确承诺期限的要约被提前撤销，不能阻止合同成立的意思。但是，法国司法部草案却站在了保守的立场上，不接受一方当事人可以被法律强制订立合同。该草案第25条虽强调要约人的维持要约有效性的义务，但第26条仅仅同意对受害的受要约人承担有限的侵权性质的损害赔偿责任。可见，法国司法部草案一方面重视了受要约人合理信赖的维护，而另一方面仍坚持合同自由缔结的原则。
单方承诺合同的提前撤销。根据法国民法通说，单方承诺的合同指的是:承诺一方向受益一方发出的表明自已有义务与后者缔结一项已经确定了实质要素的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一旦受益方在约定的或合理的期限内做出同意的表示，目标合同即告成立。[38]与要约不同，单方承诺合同本身已经构成一项目标合同的前合同，即双方当事人对其中一方首先做出承诺，以期另一方在一定期限内答复，从而对或然成立目标合同的操作方式已经形成合意。承诺方承担不得在期限届满前悔约的合同义务。因此，单方承诺合同建立的经济关系比要约关系稳固。在实践中，单方承诺合同可能出现在各个领域，但其功能多体现在针对特定客户的商业促销，以及尚需等待受益方其它条件成熟时可能与之发生的交易关系。此外，单方承诺合同往往也可间接证明受益人的商业信誉、客户关系和潜在业务等。但是，单方承诺合同并不是正常的以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它本质上属于单务合同，即只有承诺人单方面承担守约的义务，而另一方作为受益人，单独享有选择缔结或不缔结目标合同的自由。
也许正是由于单方承诺合同与要约的本质不同，三项合同法改革草案对提前撤销单方承诺的行为均视为无效，即只要受益人做出同意缔约的意思表示，目标合同即告成立。[39]但是单方承诺仅仅是目标合同的前合同，或许仍然可以以承诺人缔约意志自由为准则，拒绝目标合同的强制成立。[40]这一在司法判例中曾有的选择，遭到法国法学界几乎异口同声的批评。[41]因为，这种处置方式将单方承诺合同与要约混淆，直接威胁到法国合同法强制缔约人信守诺言的道德规范。不管以怎样的理由解释，三个改革草案的异口同声，将使法国合同法强制合同成立的规则出现在未来民法典的条文中，这无疑是对传统合同自由原则的巨大冲击。
优先权合约义务的违反。为将来一项合同而订立的优先权合约，仍属于目标合同的前合同。通过这项合约，拥有缔约自由的一方承诺在其决定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将优先选择合约的受益方。与单方承诺合同不同，一般意义上的优先权合约仅表明了合约承诺人的优先选择某一缔约人的义务，但既未规定目标合同的实质要素，也未表达一定会与合约受益人订立目标合同的意思。因此，优先权合约不具有单方承诺合同的确定性和约束力。由于合约承诺人履行合约义务的方式，仅为优先向合约受益人发出要约，因此目标合同成立与否，还取决于合约受益人的承诺等不确定因素。甚至，合约承诺人仅仅是优先向受益人发出要约邀请。[42]所以，优先权合约离成立目标合同的距离还很远。
传统司法实践中，优先权合约义务的违反会导致双重惩罚。一方面，若与优先权合约承诺人缔约的第三人明知该优先权合约的存在，且优先权人仍有意行使其优先缔约权的，违约缔结的合同将被宣告无效;另一方面，若合约承诺人的违约行为给优先权人造成损失的，则须向后者履行赔偿责任。[43]突变发生在2006年，法国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的判例确认了优先权合约的受益人可以取代恶意第三人的缔约人身份，承继后者在与优先权合约的承诺人订立的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44]泰黑草案接受了这个大胆的判例的思想，并将它体现在第31条规则中。[45]卡塔拉草案第1106－1条并未明确这种缔约人身份的强制替代，只是笼统地表示:优先权合约的承诺人与恶意第三人缔结的合同不能对抗优先权人。而法国司法部的改革案则又一次选择了传统的救济方式，即不允许未经自由协商和意志交换而替代他人成为缔约人的强制性做法。根据该草案第35条第2款之规定，“违反优先权合约而与恶意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归于无效”。司法部的立场维护了合同自由原则赋予缔约人自由选择缔约对象的经典论断。代价是，放弃了最有效率地保障优先权人的合理信赖的做法。
(二)合同不可触动性公设的软化
依照经典意思自治理论，合同是缔约人共同意志的产物和载体。合同一旦成立，它既不应被法律改变，也不受法官的调整，而是只能由缔约人自己主宰。[46]《拿破仑法典》第1134条第1款确认了合法订立的合同在缔约人之间等同于法律;第2款规定:“契约仅因缔约各方的同意或法律许可的原因而遭撤销”。传统学说对民法典的这两个经典规则的解读，也显示出对缔约人意思自治的推崇。拉洪·皮埃尔先生曾担任过法国最高法院民庭庭长，他认为:“不是法律建立起合同义务。法律的功能仅仅在于承认、确认和保障它(合同义务)。只有缔约人自己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因为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自愿，同时也是对合同拥有权力的表现。而合同对缔约人而言，就相当于法律。”[47]法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判例给出了更明确的指示。通过1860年的一个判例，法国最高法院确认:一个经缔约各方自由协商而合法成立的合同解除条款，不仅强制缔约各方严格遵守，而且也强制法官直接(不加任何条件地)加以适用，无论适用的结果是否对合同债务人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48]1872年的一个判例[49]继续强制法官严格遵守清晰而明确的合同术语，不得通过解释技术歪曲合同的原意。
法国最高法院甚至认为:法官不得在合同条款清晰、明确的情况下，依据《民法典》第1135条的规定，以平等的考量为借口修改合同的内容。[50]很显然，判例接受了传统民法将合同自由置于合同平等之上的价值观，客观上使《民法典》第1134条的效力优于第1135条。法国司法判例在合同的修改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体现并强化了法国传统民法思想中存在的一种合同不可触动性公设，或称为合同的强制力原则。事实上，这一公设或原则的精神本质奠基于信守诺言的道德准则。其主要目标仍是维护缔约双方业已成立的合同关系的稳定，督促合同债务人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因为，合同诉讼的提起定是源于缔约一方的请求。对法官权力进行限制，其目的在于拒绝依据某一缔约人单方面意志改变或终止合同。因此，合同的不可触动性公设首先要求缔约各方严格守约和履约。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国民法的合同自由原则最终归结为双方意志主义统领下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仅仅处于前合同期。
卡塔拉草案完整而忠实地继承了《拿破仑法典》第1134条第1和第2款的规定，对其文字表述、所处章节，甚至条款的编号均维持原状。法国司法部改革案在“指导原则”一章，专设第17条以宣示作为法国债法合同制度的支柱之一的合同强制力原则。该条规定:“合法成立的合同强制缔约人予以遵守，不得随后(擅自)解除或修改。缔约任何一方可以要求对方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其义务。”通过这样强有力的表述，改革案的起草者们试图向世人彰显法国合同法的价值观。可是，这种意愿在泰黑草案中却丝毫没有显露。在该草案设立的合同基本规则部分(相当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部分)，经典的合同强制力原则甚至被刻意地排除了。要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必须从涉及合同的不可触动性公设的各项改革思想和举措入手。其中，合同强制实际履行是与这一公设最接近的规则设计。
关于合同强制实际履行。既然合法订立的合同在缔约人之间等同于法律，那么合同一经成立就必须全面履行。从逻辑上看，合同的不可触动性公设和强制力原则都自然而然地指向维护合同自身规则发挥效力的目标。当缔约一方不履行其承担的合同义务或迟延履行的，法律和执法者应当首先强制债务人实际履行其合同义务，而后才考虑损害赔偿。但是，由于《拿破仑法典》在合同强制实际履行的问题上态度不甚清晰，所以学界和司法机关对此意见并不一致。缺乏一个专门的法律条款，《法国民法典》在“合同的解除条件”一节中插入了一句简短的表述，算是合同强制实际履行的立法依据。第1184条第2款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缔约一方没有履行其合同义务)，合同并非全面解除。处于债权人地位的缔约一方有权选择:要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强制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要么请求法官解除合同，并索要损害赔偿。”但是，《民法典》第1142条却表达了相矛盾的意思:“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合同义务，在债务人一方不履行的情况下，均导致损害赔偿(含利息赔偿)”。这一条规则等于剥夺了第1184条赋予债权人在强制实际履行和取得损害赔偿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究竟上述哪一条立法规则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呢?事实上，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都呈现出不一致的意见。但是，结合合同强制力原则的本意，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合同的继续履行仍然可能，不论合同义务的标的为何类，强制实际履行应被视为民法典的原则性立场。[51]法国最高法院通过2005年和2007年的两个最新判例，也显示出支持合同强制实际履行成为处理违约争议的原则性选择的立场。[52]
三个改革草案均鲜明地确认了合同强制实际履行是解决合同不履行或瑕疵履行的原则性方案。但同时也设定了不同的限制条件。卡塔拉草案强调强制履行的手段和措施不得对债务人的自由和尊严构成侵害;而如果债权人所期待的合同给付具有显著的个人特征，则不得对合同义务的实际履行施加强制措施。[53]这种对合同强制力的限制显示了当代人道主义思潮对法学和立法活动的影响。其核心价值在于人类身体的完整性，以及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显示了其起草者抱有的不同于卡塔拉草案的价值考量，泰黑草案第4条第2款规定:“人们只有出于必须保护一个正当、合理的利益时，才可以牺牲基本权利和自由”。基于这种合同价值观，泰黑草案仅给合同强制实际履行设定了两条技术性较强的限制条件:其一是实际履行的可能;其二是实际履行的成本与债务人可以从履行中获得的利益没有明显地不成比例。[54]法国司法部改革案提出的限制条件与泰黑草案相似，只是在债务人实际履行成本上笼统地强调“没有明显地不合理”。[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