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法国合同法改革在合同自由问题上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其一，应当保障平等协商的存在和意志表达(或称意思表示)的自由;其二，应当保障参与缔约活动的各方当事人的合理信赖。
1.协商阶段缔约各方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的维护
在合同协商阶段，当事人是否能在彼此经济实力存在差别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真实的意志，进而实现缔约各方在合同给付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间的平衡，是关系到合同自由健康有度地运行和合同公正得以伸张的重要方面。当代合同法的发展，在胁迫、损害和合同条款恰当性的检验中，对传统法律概念及其制度模式提出了新的问题，并考验着合同法改革者的智慧和决心。
关于经济胁迫。《拿破仑法典》虽然在同意制度中确立了同意瑕疵的排除规范，但其经典意义仍忠诚于罗马法原意，仅指来自于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忧虑或恐惧。而利用外部事件和环境要挟他人而成立之契约不构成胁迫。因此，法国民法传统上不接受经济地位和实力不平等构成胁迫。但是，司法判例和特别法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于公正的考量，逐渐确立了利用不利于他人的“必须状态”[13]而订立之合同无效的规则。[14]法国当代的一些法学家在“必须状态”和胁迫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努力促成胁迫适用范围向缔约人外部环境扩张。[15]在经济活动方面，竞争法率先将经济依赖关系滥用列入立法规范。但民法典却仍保持沉默。21世纪初，民事司法机关终于通过两个颇具学说争议的判例，正式接纳了经济胁迫概念。[16]通过这两个判例，法国最高法院将“经济胁迫”定义为:滥用经济依赖关系，利用某人因合理利益遭受直接威胁而生之恐惧获取利益的缔约行为。卡塔拉草案和司法部草案也顶住保守主义学说的反对，将经济胁迫概念列入草案文本的关于同意的瑕疵一节。[17]但两部草案的表述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卡塔拉草案强调缔约一方利用受制于某种必然状态或依赖关系的对方当事人的弱势，获取明显过度的利益。而司法部草案则意在指明，弱势一方缔约人被迫接受了本来不愿意承担的合同义务。从两部草案定义经济胁迫的重心来看，司法部草案仍将经济胁迫概念严格限制在同意的瑕疵范围内。而卡塔拉草案已使经济胁迫概念超越主观意志范畴，成为具有平衡合同给付功能的客观规则。这种重心偏转和功能延伸的结果，使经济胁迫与另一个被泰黑草案所采纳的法律概念十分相近。
关于司法定性的损害。泰黑草案没有吸收司法判例和特别法确立的经济胁迫概念，却从欧洲合同法一体化立法活动和其他欧洲国家立法经验中汲取养分，试图将“司法定性的损害”引入法国合同立法。须知《拿破仑法典》已确立了损害制度，并作为对契约自由的运行结果的控制。合同法上的损害指缔约一方因始于合同成立时约定的相互给付不平等而遭受的损害。[18]但是，《拿破仑法典》第1118条明确规定:“损害仅仅对特定的人，并仅在特定的合同中才会导致协议的瑕疵”。根据《民法典》第1305条的规定，有权利获益于损害制度的特定人仅限未受监护的未成年人。[19]而民法典列明的实施损害制度的合同类型也仅为两类:遗产分割合同和不动产销售合同。[20]尽管后来的特别法丰富了适用损害制度的合同类型，因特殊原因而受到司法保护或财产监管的成年人也可获益于损害制度的保护，但是作为民事普通法的民法典的立场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而法国司法判例受限于立法的刚性，即便要对合同给付的不平衡实施救济，也绕开损害制度而求助于其他概念的运用。应该明确的是，损害在本质上不属于同意的瑕疵(即一种主观瑕疵)，而是一种合同订立时存在的客观瑕疵。[21]法国民法典将其列为同意的瑕疵一节并严加约束，反映了法典制定者对维护意志主义为核心的合同自由的鲜明立场。
泰黑草案第66条第1款规定:“不过，若缔约一方利用对方的必须状态、依赖关系或显著的脆弱性，获取明显过度的利益的，受害人可以请求法官重建合同的平衡。若合同平衡无法重建，法官应宣告合同无效。”从条款的文意来看，其设定的情形与卡塔拉草案关于经济胁迫的规定完全相同。在救济手段上，泰黑草案赋予法官修改合同内容的权利。如果这种“司法定性的损害”规则得以在未来法国民法典中确立，将意味着经典损害制度得以释放并成为普遍规则，传统的合同自由原则受到来自法官权利扩张的监控，合同给付的平衡将从缔约人意志的自由博弈转为由合同外部力量来实现。而且，泰黑草案将此规则置于“合同的内容”一节，纠正了现行民法典和卡塔拉草案在这一问题上的不甚恰当的设计。
滥用条款。在当代经济生活当中，存在着大量未经协商和无法协商的合同。因此，通过验证主观意志真实性的法律措施无法解决这类合同中存在的不公平的问题。损害制度也仅仅是从合同相互给付不平等的角度进行救济。但是，一个合同文本往往并不显示出缔约双方给付价值上的不平衡，而是在保障给付、实现给付或承担责任的方式上显现出巨大差别，最终导致一方缔约人的损害。为了预防和治理这一现实问题，法国消费法率先确立了滥用条款的概念和制度。法国1978年颁布的第78－23号法律的第4章设立了规制滥用条款的基本制度。该法律认为:当一项合同条款的确立，是由于作为缔约一方的职业者，为获取过度利益而滥用其经济能力，强加给作为缔约对方的非职业者或消费者的情形，就构成滥用。不过，在1995年，这一定义被旨在全面贯彻欧共体1993年《关于同消费者订立的合同中存在的滥用条款问题》的指令[22]的另一部法律所改写。这部法律将滥用条款定义为:“在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明显的不平衡的条款”。2008年，随着一部名为《经济现代化》立法[23]的出台，滥用条款的定义和制度再次得到调整。已经为之更新了的《法国消费法典》第L．132－1条第1款将滥用条款定义为:“从目的和效果上看，在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明显的不平衡，损害作为缔约一方的非职业者或消费者利益的条款”。通过这一系列的更新，法国消费立法已经将滥用条款制度建设成为集标准制定和司法操作为一体的规则系统。简言之，就是由政府在资政院(Conseil d’Etat)和滥用条款委员会(Com-mission des clauses abusives)的协助下制定滥用条款的黑名单[24]和灰名单，[25]并通过行政法规的方式颁布。由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加以贯彻、执行。
但是，从立法的角度看，滥用条款的受益者始终是消费者或非职业者。尽管法国最高法院曾在1996年的一个判例中确认:若一个职业者缔结的合同的标的与其职业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他就可以作为滥用条款的受害者，获益于消费法的保护。[26]可是，这一突破性的判例却相对孤立。随着司法政策趋向于欧共体指令的原意，法国最高法院对消费者的解释回归狭义。[27]这种状况使遭受合同不平衡损害的职业者或非消费合同的普通缔约人均不能求助于滥用条款。难怪丹尼·马佐教授尖锐地指出:“职业者的标签并不是合同不平等、不公正的解毒药”![28]因此，法国民法面临着是否在民事普通法中设立一个反对滥用条款的一般性规定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合同法原则》已经做出了表率。其第4:110(1)条规定:“一个未经协商的条款，如果违背善意(诚实信用)的要求，在缔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明显的不平衡，并损害了缔约一方利益的，受害缔约方可以请求宣告其无效。”显然，卡塔拉草案[29]和泰黑草案[30]受到了上述欧洲示范立法的影响。但这两部草案的起草者舍弃了“违背善意(诚实信用)的要求”的表述，或许是不想陷入这一抽象概念背后关于合同公正和合同安全的无休止的论战当中。此外，法国的这两部草案还授予司法机关修改滥用条款的权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国司法部改革案却没有抵抗住一些职业组织的强烈反对，删除了原本存在的反滥用条款一般规则。这些职业组织出于惧怕民法典的“左倾化转变”，以消费主义的规则不符合民法典崇尚的自由与平等传统价值为借口，威胁抵制改革草案的通过。[31]法国司法部的妥协无疑沉重打击了合同法改革派的期待。因为，反滥用条款的一般规则非但不会破坏合同自由的精神，反而是维护了一方缔约人平等协商的权利。它是体现当代民法合同自由和合同公正内在统一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遗憾的是，或许这一规则最终不会出现在未来法国民法典的文本中。
2.缔约活动参与人之间合理信赖的维护
在合同成立之前的磋商阶段，缔约活动的参与者也会因彼此阶段性的意思表示或承诺产生信赖。如果法律对这种信赖加以保护，势必限制缔约人的合同自由。甚至，法律是否可以强制合同的成立，或强制取消一方的缔约人身份并赋予他人?这些问题无疑使合理信赖的保护与合同自由之间的矛盾变得极端尖锐。
关于要约撤销的滥用。虽然拿破仑法典没有设立合同成立(即要约与承诺)的规则，但是法国司法判例在实践中填补了这一缺漏。对于要约的撤销，法国法在传统上遵循合同自由原则的精神，认为要约必须是要约人真实意志的表达。在合同成立之前，要约人可以自由地撤销已经发出的要约。也就是说，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要约人撤销要约的行为一般不受约束，也不会招致法律上的不利后果。[32]这种放纵要约人反悔行为的司法政策，致使受要约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并极易遭受经济损失。要约的稳定性和可信性缺乏应有的保障。对此，法国消费法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强制不动产借款要约[33]和多种信贷要约[34]的要约人承担在法定期间内维持要约有效性的义务。否则，一旦受要约人做出承诺，撤销行为不能阻碍合同的成立。法国司法机关也通过判例对要约撤销行为进行限制: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明确表示了一个承诺期限的，要约人在该期限届满前必须维持其要约的有效性;[35]如果要约不含有明确的期限，法官也必须研判该要约是否“隐含着一个合理的承诺期限”。[36]但是，对于提前撤销要约的行为，司法判例仍持相对保守的立场，仅判令要约人因侵权责任赔偿受要约人遭受的损害，而不倾向于在受要约人承诺的情况下强制合同成立。[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