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刑事诉讼法的执行机制应当完善，以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我国司法活动尤其是刑事司法历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程序法的权威不足，程序法的遵守未受到必要的重视，因此，法条上写的与实践中做的存在明显差别，甚至出现有别于条文法的所谓“潜规则”及“隐形法”。例如，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十分清楚，公安部的规定及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也十分明确，六部委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所谓“48条”）中也作了具体规定，但实践中一些侦查机关就是不执行，律师侦查阶段会见存在一定困难。又如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被法律严厉禁止，各级也三令五申，但就是不能禁绝，而且可以说仍不少见。再如超期羁押问题，刑诉法规定了明确的羁押期限，但超期羁押久禁不绝。还如证人出庭问题，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但司法实践中证人很少出庭，而且法庭传唤也不到庭。类似“潜规则”、“隐形法”的存在与实际运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显规则”不起作用，“潜规则”大行其道，其基本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的“显规则”缺乏保障其有效实施的机制。法律对一系列制度只有要求性或禁止性规定，但对违反这些规定以后的法律后果，法律没作规定。如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后果、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证人经法庭传唤不出庭应负的法律责任等等，法律均未作出规定。或者说规定了诉讼程序，但就其执行的必要条件未能设置，使得这些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执行。保障机制不足，使相当一部分刑事诉讼程序成为一种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程序。
最后还要指出，除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外，法律的运行环境与条件，也许是更为突出、更加深刻的影响司法运作的问题。应当说，支持目前刑事诉讼法治化运行的条件并不具备。缺乏独立的刑事司法权，缺乏对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务的保障条件。在实际运作方面有许多不规范的做法，包括粗暴地干涉司法，在某些地方刑事司法法治状况甚至出现明显倒退。中国的刑事司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艰难徘徊。
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意义
任何现行法律的修改，都会遇到一个基本的矛盾：法律的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矛盾。为了维系与延续法律传统，为了法律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更为充分的修法基础，立法应当尽量保持稳定。因此美国宪法两百年基本不变成为法制佳话。但在另一方面，法制作为社会的规制性框架，对世界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又应当作出必要的回应。当社会治理与社会运作的机制已发生变化，社会价值观念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已发生变化，特定社会领域中的规制性框架与调控手段及方法不变，未免会出现“不合时宜”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作了世所公认的重大改革，仅历7、8年时间，目前又提出修法问题，况且不是修改个别条款，而是具有一定波及面的重大修法行为，这样做是否显得轻率，是否忽略了法律生存所必需的保守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