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起来，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呈现出三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其一，在诉讼构造方面，诉讼的对抗性增强，具有向对抗制诉讼模式靠拢的趋向。诉讼对抗性增强首先表现在审判程序中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建立。在刑事审判中，通过确立控辩举证与辩论的法庭审判方式，对抗与判定的格局基本确立。对抗性的增强还表现在审前程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抗诉方行为的约束，加强了审前活动中被追诉者的地位与权利，尤其是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虽然未能根本改变控诉方占压倒优势、被追诉者的权利实现较为困难的基本状况，但过去那种审前程序只是控诉方单方面的追究程序，只是检控方的立证过程的状况已有改变。可见，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活动，也使诉讼的对抗性得以增强。
其二，在价值层面，适当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现代趋势。包括确认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提高了定罪程序的正当性；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律师参加诉讼时间提前，实行更易于发挥辩护功能的控辩式审判方式等。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显着提高，诉讼权利保障明显加强。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设计的被害人保障制度，虽然可能存在影响制度合理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缺陷，但通过确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以及实行公诉转自诉以保证其“自力救济”的能力等，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其诉讼地位明显提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在程序技术上，提高了诉讼程序合理化的程度，使之比较符合司法实践对诉讼制度的需求。上述对抗性的增强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本身也是通过一系列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技术性规范的设置与调整来实现的。如关于庭审活动的程序规范的调整完善、关于强制措施的具体制度的调整完善等，因此这种制度改革调整的过程也是程序合理化的过程。除这些价值取向比较明显的制度改革外，对其他一些制度程序的调整，也使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技术上更加完善。如对简易程序的设置与发展，对特殊诉讼程序如法人案件诉讼程序、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建立完善，对检察监督制度的修正（包括限制审判监督与强化侦查和执行监督，调整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等），以及对证据制度的完善等。尤其是证据规则的建立与完善，通过解决作为定罪基础的事实认定的具体技术问题，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对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虽有某些负面议论，如就庭审改革，有学者持“庭审制度改革基本失败”之说；就律师辩护，律师界有“今不如昔”之论。但就总体状况，应当说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在制度层面已有重大进步。不能否认，制度上的改革调整改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机制，使其在有效实施犯罪控制的同时，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尤其在强制措施的合理运用，律师辩护职能强化，庭审实质化和提高其公正性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效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