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理想的生存环境来说，政治社会必须提供法律正义，尽量落实社会正义，最终实现政治正义。在罗尔斯的“公正”意义上，法律正义重在强调“平等原则”，而社会正义则虑及“差别原则”，至于政治正义，更多导向的是诺祈克式的基于权利的公正。三者各秉其器，各擅其长，也各有进路，而道归一元，即公道良善的人世生活。无法律正义，意味着连个“出气孔”都没有，底线正义不存，人世便成匪帮。若无社会正义，难言这是一个理想人间，“胃的造反”可能乘机而动，而动则惊天动地，破坏既巨，创痛必深，后果更是不可预测。往昔两百多年东西各种大革命的历史，对此早已多所陈述。[21] 然而，说一千道一万，在当今世界，缺乏政治正义的社会，终究是不牢靠的秩序，也是根本上难以为继的体制。因而，国民愿景中对此三层正义的递进式憧憬，不仅在观念层面重现了其间的转进关系，而且，表明了中国心智的渐次成熟，正为三十年“法制建设”的一大善果，也是经由公民理性的发育而建设国家理性的实例。
以公民理性建设国家理性
因此，三十年间的法制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一种藉由公民理性来建设国家理性的“训政”过程。这是本章提示的第一主题的深化形式。不仅是“党和政府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式的训育，而且是经由各种公民运动，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公民维权”活动，包括其特殊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对于公共权力进行再教育，对于政府意志善予有意识的驯化，导约行政行为的法制化。其间，思考的主题由“为何要有国家”，向着“国家应当为何”的历史解释、政治期许、法权规范和道德训诫方向，逐渐转化，渐次深化。如果说晚近以还旨在解决“中国问题”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于重构现代政治中对于中国文明进行自我理解，从而建设现代中国国家理性的历史，那么，不妨说，三十年的“法制建设”，恰恰就是一个以公民理性来建设国家理性的进程。在此背景下，所谓“国家理性”的核心不是别的，应然而言，就是对于“国家应当为何”的宪政主义回应，而恰成一种国族心性与心智。
在此进程中，愈往晚近，下述四个趋势愈益明显。
第一，公民拖着官员走，私权复兴逼迫公权复位。不论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分田到户式的抗争所引发的土地“联产承包”变革，[22] 还是基于生存必需、遵循市场理性而蓬勃成长的私营与乡镇经济，也不论是人权入宪，抑或废除“收容审查”恶政，三十年间，几乎所有的重大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基本上都是下层民众积极尝试，勇于探险，最终配合以制度层面的良性回应，而后才得以推广为普遍实践，落实为立法层面的认可的。
第二，社会推着政制/政治进步。市场化进程昭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正当性与丰裕物质生活的可欲性，社会经济交往的频密复杂对于政制运作提出了现代管理要求，加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日渐多元与宽容，在将政治放逐的同时，提示了建构现代政制的日益急迫性，至少是政体提供“经营管理式的”有限政制的必要性。它们合力同心，一点一滴地推导着政制改良，促进了政治的政制落实，反倒属于一种政治的回归。正是在此背景下，小而言之，才出现了所谓“行政中心”及其“一站式服务”等等现代政制营建形式，大而言之，才会有近年来基于强烈“民意”反弹而似乎艰难启动的问责制度的初步尝试。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抗争，特别是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的绝望性抗争所展示的制度性危机，促使政制本身做出一定调整，进而有望带动政治变革。某种程度上，迫于强大的民意压力和公义谴责，“城管”执法不得不有所柔性化，只有在此背景下，才能获得理解。
第三，个案带动制度变革。此处的个案，不仅是指司法审判机构对于特定案件的审理引发全民关注，最终促使制度变革，一种增量式改进，而且包括诸如“孙志刚”案件这类社会政治事件所酝酿的社会政治效果。同理，汶川地震后百万志愿者入川，作为一起个案，可以预言，使得此后类似情形下的志愿者行动的合法性，再也无人能够否认，即便暗中掣肘，也绝对不敢公然阻挠。
第四，民意渐渐主导合法性，迫使高层做出正面回应，彰显了民主时代的降生似乎临界“临门一脚”。特别是晚近几年，虽然政治铁笼依旧，但在诸如民生层面等“非敏感性”领域，体制对于“民意”做出也不得不做出回应的事例，渐有演生为制度性设置的可能性。举凡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广大的个案裁判和引发争议的行政行为等等，相应层级政府部门通过新闻发布的方式做出说明，与社会进行沟通，哪怕是缺乏诚意的沟通和破绽百出的解释，也胜过鸦雀无声，正说明“民意”的强大压力，正是主导政制、引导政治的风向标，虽“贵为权力”而不能漠视。而这，就是民主社会接近“临门一脚”，即将降生的征兆。——由此，不妨放言，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正在向“宪政”过渡。
也就因此，总体来看，过往三十年，中国社会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建设国家理性，快速向现代国家迈进，程度不同地进行着下述三大转型，即自“奇理斯玛”式人身依附性质的权威崇拜向法律信仰认同的转型，从意识形态认同向历史、文化传统认同的转型，由政党认同向宪政国家认同的转型。仅就法律信仰转型来看，如前所述，法治成为国民憧憬和公民理想，宪法和法律成为调处利益、裁断是非的标准，更是越来越多的小民百姓用于自保、实现自救的手段，映证了上述四种趋势，并且构成了上述变革的基本背景。进而言之，民众之所以在法治期待备受摧残的同时，又日益分享着对于法律的认同，确信法治才是利益博弈的可欲平台和基本程序，也是实现利益主体权利救济的最后屏障，是实现全体国民和平共处的真实基础，正在于法权体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担当了愈益重要的职责，一如“有法不依”又在对此不断做出证伪，而销蚀着此种国民的法治愿景。就此而言，成长中的公民理性本身就是国民的法治愿景的产物，而恰恰映证了一个多元时代的法律映象。
第三节 多元时代的法律映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民的法治愿景”呈现的是一个多元时代的法律映象。本来，构成“国民”的就是林林总总的亿万“群众”，包含了性别、职业、民族、阶层和价值与志业的重大差别。其中，“官民”之别、“城乡”差异与“精英”和“草根”的分立，构成了统一的国民身份背后最为突出的人身差异。因而，其于法制或者法治的体认并不一致，其所孜孜期待于法制或者法治的，同样甚相悬殊，甚至针锋相对，而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法制进程的多元复杂特征，彰显无遗。
例如，大而言之，在一般百姓看来，无论法制还是法治，首在提供安全与秩序，满足民生的分配正义，并能展示一种“诉苦”“伸冤”的制度化渠道，然后才是维权、赋权与限权。这便是“民情”，也是基本的法律国情。就像“知识分子”，特别是职业法学家群体心目中的“法治愿景”，总是以人权至上、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宪政正义等等纲目为核心。而在决策制定者，“法治”似乎更多含蕴的是上下有序、各守本分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格局。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管制景象，构成其核心理念。从而，它所表达的更多地是一种关于制度建设的技术纲领，一种井然有序，但却可能万马齐喑的局面。因而，其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争议，以及路径选择的偏向，势所难免，其中一脉，并在晚近几年间，演变成本书下面将要论列的“立法博弈”现象。正是在此，对于诸如近年来频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各方均诉诸法制话语，而在位者得出的结论是“非法聚众”，甚至于动辄以“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煽动、挑唆、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之类修辞，将原本关涉法权厘定和正义分配的问题，按威权政治套路打发；[23] 另一方面，一般舆论和当事人呼求的则是权利的权力通道，以及官民沟通的正当制度安排，不仅不认同“非法聚众”，更且将公民基于团结权进行联合行动的现实必要性，和盘托出，反衬出阻止这一权利实现的体制安排的不智与不义。而且，即便是关于“依法办事”，似乎各界分享着高度共识，然而，实际上，官民双方，草根与精英，既得利益者与弱势人群，可能具体指向也不尽相同。譬如，在一般的法理意义上，“依法办事”的“法”当然位阶有别，因而，下位法服从上位法，一切法律均不得违犯宪法，自属铁律。但在具体适法实践中，可能情形恰恰相反，甚至于出现根本大法不如基本法律，基本立法不如下位地方立法与部门规章，而立法不如行政部门的“通知”，“通知”又不如“一把手”讲话的乖张与怪诞，正说明“愿景”不同，体认有别，而实践中遂失之千里，虽出乎意料，悖逆道理与情理，却尽在事理之中。至于“权力制约”，则彼此理解和诉求的差异更大，甚至恰相轩轾，更是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