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论，绿灯补贴可以被WTO成员用来纠正在研发活动、落后地区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市场失灵”，具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为WTO成员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间。而金融危机的出现，又让人们认识到SCM补贴规则在应对其他“市场失灵”问题上的捉襟见肘。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资本注入入主“新通用”的作法构成SCM协议第1条所指的“政府援助”，而通用汽车在行将破产清算之际被收归国有，取得了无法从市场上取得的利益。美国的作法虽事出无奈，却很难摆脱来自于SCM协议严格规定的制约。
在以往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一直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反对使用包括补贴在内的目的性产业政策，美国的理念得到了八、九十年代传统经济学家的支持。因此，SCM协议的最终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准入利益”和“竞争关系维护”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绿灯补贴作为补贴安全港的范围和效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已有经济学家在产业政策上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补贴对社会经济影响非常复杂。 这些研究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金融危机的出现让自由经济理念的拥护者不得不承认政府干预在经济危机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绿灯补贴的范围不仅应涵盖传统的研发补贴、落后地区补贴和环保补贴，还应该对经济危机中的补贴例外规则有所涉及。欧共体条约在国家援助上的规定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该条约第87条第3款b项确认：为推动具有欧共体整体利益的重要规划或者为消除成员国经济生活中的严重混乱而提供的国家援助…可被认为与共同市场不相抵触。 根据欧盟法院的解释，“成员国经济生活中的严重混乱”指的就是影响整个成员国的经济危机。 欧共体条约第87条第3款b项曾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得以适用，当时的石油危机造成了供求严重下降、投资减少和失业率增加。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致命性影响，让我们重新审视政府干预在治愈市场失灵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也让我们看到缺乏补贴安全港的SCM协议规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外规则一向被视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润滑剂”，为WTO成员保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会促使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贸易自由化的合意。绿灯补贴也一样，如果WTO成员保有在一个私有化的市场中通过补贴的方式实现某种政策目标的权利，他们会愿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虽然美国在多哈回合SCM协议谈判中尚未有任何新的动向，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为绿灯补贴重返SCM协议提供了难得的时机。
五、结语
作为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的平衡器，绿灯补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也可加快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绿灯补贴规则在SCM协议中的失效打破了这一平衡，金融危机下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也向绿灯补贴规则的缺失提出了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并非金融危机的唯一受害国，欧盟、加拿大和中国都在考虑援助汽车业，美国通过股权注资拯救通用的作法很可能引发“补贴大战”。如果财政援助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各国救助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如果这种抛开SCM协议的现有规定拯救实体经济的作法成为主流，那么WTO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会被削弱和动摇。本文无意主张放弃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而重返政府管制，而是强调SCM协议中绿灯补贴规则在维持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稳定平衡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