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讼”的结果莫非有下列几种，一种为当事人自动和解，过错一方产生悔过之意，不待评说，皆大欢喜；第二种为纠纷因被官方拖延或拒绝而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在无可奈何之中不了了之；第三种，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上更加不安定的因素；第四种，当事者摄于官府的威严，出于更加“厌讼”的心理（息讼达到的间接效果），以一方作出牺牲和让步而告终，根本不采取诉诸公堂的方式。
第一种结果，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而言，倒也无可厚非。以“拖延”、“感化”等方式息事宁人，以图达到以德教化人的效果，真可谓“父母官”用心良苦。姑且不以现代法治的目光来审视它，这在传统社会的土壤上，已经是非凡的成就了，体现了农业社会中的人间温情。但是后几种结果却不容乐观，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息讼”的结果，让当事人委曲求全地平息一场纠纷，由一种“明”的不安定因素转向潜在的因素，甚至导致一场更为激烈的矛盾纠纷的产生。
看来“，息讼”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它给社会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但是“封建统治者看来‘，政简刑清’，是体现某地吏治清明的原则之一，反之，讼狱纷繁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该地方官不尽职责或无能。”[8]而且“，息讼”一定程度上确能带来社会安定（当然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安定）的效果，也能给带来“政简刑清”的成就感，这就是历代统治者不得不自欺欺人的矛盾心理所在。
总而言之“，息讼”是“无讼”理想在统治者那里的扭曲和异化。一种被压抑了的安定总有一天会到达它的极限。一个封建王朝开始时的“安定太平”景象经过一段时间后总会分崩离析，这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循环往复的现象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三、“厌讼”——理想与经验互动的现实结果
（一）“厌讼”心理的成因
在传统中国“，厌讼”是相当普遍的诉讼心理，属于社会心理范畴。当然，这是以更大的文化环境作为背景的，但对许多问题都仅套上文化的背景予以解释，似乎有些敷衍之嫌，并且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可以说，“厌讼心理既是无讼的传统法律价值观念的产物，也是在封建讼狱制度生活下的人们经过血和泪的磨难得出的结论。”[8]再者即像上文中探讨过的，农业社会的静态生活也易于促使人们形成一种知足安分、善良忍让的品格，这些因素作为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是在人们采取某一项行动之时最原初的价值伦理取向。“礼之用，和为贵”{4}“，纷然争讼，实为门户之羞”{5}等儒家思想和“一忍不为少，百忍不为多”“，逢人且说三分话，做事且凭一点心”等民间谚语无不体现了中国人善良忍让的品格和观念。但仅凭这些远远不能断定“厌讼”的全部成因就在于此。任何事物都有它本身的限度，在原初的价值伦理取向之下，善良的老百姓也不会排斥对“忍无可忍之事”作出适当的反应，而事实上，每个时期里，纠纷和争端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纠纷已然发生的情况下，客观的价值取舍就会在人们的行动选择中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制度选择对“厌讼”心理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