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已将故意和过失加以区分，并对因过失伤人致死采取了避免同态复仇的措施，先是设立所谓“坛”，后来设立了“逃城”，使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得以存活”[21]但故意杀人犯逃到那里，该“逃城”长老就要“打发人取，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治死”[22]。对过失伤人而未致残，或伤害有孕之妇甚至造成堕胎后果而未致残的，亦可用赔偿金钱代替同态复仇。
法律列举许多适用死刑的犯罪类别，如打骂父母、拐卖人口、夜间盗窃、作伪见证陷害人、女人行邪术、男人对他人之妻行淫、与畜淫合等等，总计不下三十种。除死刑外，尚有伤害器官、四肢刑、鞭刑、咒诅刑、罚金等。罚金和赔偿金没有区别。
（四）诉讼制度
希伯来国家还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划分和案件的管辖范围。一般来说，司法审判掌握在国王、审判官、祭司和地方长老手中，而审判官和祭司往往是一身兼两职。在证据制度中，有关刑事案件要求至少有证人2人，证据才能成立，如《申命记》中强调“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23]。此外，当事人的宣誓和神明裁判被看作是重要的证据形式。《民数记》第5章规定：夫疑妻与人“行淫”而无见证人，妻应被带到祭司面前，饮用尘土和祭司书写的咒语搅拌成的“圣水”向上帝起誓，如果水到腹中“变苦”（“苦水”），“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则证明妻“行了污秽的事”，妻将被治死。
希伯来法律还强调案件审理应秉承神的意志，审判官和祭司应遵行上帝“指示的判语”，公平断讼，不可“屈枉正直”，反映出宗教对诉讼制度的介入。
四、希伯来法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地位
（一）希伯来法的基本特征
希伯来法受其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征。
1、法律与宗教相互交融
希伯来法与犹太教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希伯来法产生时，犹太教尚未定型，但其影响已经存在，正是由于宗教因素的影响，希伯来法从一开始便被套上神圣的光环，被视为“上帝赐法”。希伯来法的发展也与犹太教始终相伴。参与国家立法，执掌司法审判实权的宗教祭司，在希伯来法与犹太教之间起到了将两者合而为一的作用，他们在传达教义的同时也在宣讲律法，在编纂法律的同时也在撰写教规，这就使得法律与宗教在希伯来国家成了一对孪生姐妹。例如，《摩西律法》既是希伯来国家的法律规范，同时又是犹太教的经典，在希伯来国家存在之时，它们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在希伯来国家灭亡之时，它们是约束教徒行为的教规。此外，希伯来法中体现出的诸多原则与制度也与宗教观念紧紧相联，如土地被视为耶和华所有、证据制度中的神明裁判与宣誓、刑法中的大量宗教犯罪等等。
2、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由于宗教因素的影响，希伯来民族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犹太教祭司也以此为依据，大肆宣扬希伯来种族的优越性，而希伯来法对维护民族的纯洁性也极为重视。如“摩西十诫”最重要的诫律就是坚信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不可敬拜别的神，从而在信仰上与别的民族相区别。又如，为保持本民族血统的纯洁，《摩西律法》严禁与外族人通婚，凡娶外族妇女为妻者，要劝告其退婚，并将妻子送回原籍。再如，制定许多有关洁净的律法，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外族人严格区别开来，如不得与外族人一起食肉，放债只向外族人收取利息等。希伯来法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性决非偶然，与其被别国不断征服的历史命运有关，统治者只有利用民族主义精神振奋人们斗志，才有希望获得国家独立，不至被同化和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