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边沁的著作是在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而且自发表后也极少引人注意，但边沁对吉尔伯特的批评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的判断所证实了。吉尔伯特的多数追随者，无论是法官还是学者，如皮克（Ｐｅａｋｅ）、菲利浦斯（Ｐｈｉｌｌｉｐｐｓ）、斯达克（Ｓｔａｒｋｉｅ）、格林列夫（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泰勒（Ｔａｙｌｏｒ）、贝斯特（Ｂｅｓｔ）等等，都将最佳证据规则作为基本原则对待。有的学者为了避免使他们处在窘迫境界，他们努力对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制，或者弱化其规则的刚性，使之成为柔性法则，这样实际上就降低了最佳证据规则的地位。但是到十九世纪期间，正如撒耶最终指出的那样，人们又将最佳证据规则从积极的告诫规则转化为刚性的排除规则，这使之变得更加刚性了。因为按照告诫规则，它只是要求人们提供最为可靠的证据，尤其在涉及文书证据时是这样；而按照排除规则，有时则必然导致有价值证据的丧失，有时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界分和例外。撒耶得出结论认为：“吉尔伯特为适应洛克的哲学理论而作的努力，乃是不成熟的、不充分的，也是野心勃勃的。为了建立一个证据规则的体系，吉尔伯特所作出的这种粗陋的开端性的努力，不是帮助了法院办案，而是有损于此的”。
对人类历史上首次就证据理论提供一个协调一致的原则化体系所作出的努力而论，上述种种批评未免过于苛刻。尤其是，后人对吉尔伯特理论的过于刚性的解释可能是作者本人始料未及的。可是无论如何，吉尔伯特的理论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对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这种评论观点占着主流。同样，到十九世纪，是边沁的概念主义理论而不是吉尔伯特的理论占有主导位置。这不是因为边沁对吉尔伯特进行了抨击，而是因为后来者从边沁论著中选择出了有益的部分。
（三）、边沁
边沁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英国著名的证据法学家。在边沁着手于十九世纪前十年撰写证据法学著作的时候，它所面临的证据法律制度具有以下特征：法官造法；大多数的法律相对较新或者是新近才被看作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法是相当支离破碎的，并充满了为应付不同时期不同形势所产生的各种例外、界限区分以及含糊的技术性。吉尔伯特、巴勒和皮克的著作力图为这种证据法律制度设定某种秩序，并为这些有点怪异、各式各样的证据规则提供和谐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证据法变得更具可视性，并力求对非常混乱、极不理想的证据规则予以合理论和体系化，它们提供了一些便宜但却脆弱的目标。边沁利用吉尔伯特和皮克的著作当作对证据规则和法律职业者进行猛烈轰击的焦点。边沁认为，这些法律职业者创造了这些证据规则并捍卫这些证据规则，只是为了促进它们自身的不可告人的邪恶利益。
边沁开始着手写作证据法学著作建构其理论体系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的初叶，主要在1803年到1812年期间。这时尚处在法官创造证据规则以及学者对证据规则进行专门化论述的早期阶段。正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早期阶段，程序规则及证据规则均处在受检讨和批评的状态，同时关于这些规则的技术性问题也存有相当多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边沁开始了对证据规则和证据法学理论的思考。边沁的证据法学著作到1820年代问世。但是，此时已经有一些其他的证据法学著作也相继出现了。尤其是，伊凡斯(William David Evans)的两卷本论述曼斯菲尔德(Lord Mansfield)民事判例的著作，也于1803年出版了。在这本著作中，伊凡斯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证据法问题。虽然伊凡斯的这本著作基本上被人忽视了，但是，伊凡斯在1806年出版了他翻译的法国著名学者波蒂尔撰写的专著《债务专论》一书，在这本译著中，他乘机利用更长的篇幅对证据法问题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这本著作是非常有影响的。在1800年到1830年期间，除了有若干法律事务工作者编写的并无特色的证据法著作简编外，出现了两本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一是菲利普斯(Phillipps)于1814年出版的证据法学专著，另一是斯达克(Starkie)于1924年出版的证据法学专著。这两本著作占领市场有许多年。尤其在美国影响更大。在边沁的同时代，出现了一个名为格拉斯福德(William Glassford)的苏格兰律师，他根据诸如雷德(Reid)和斯特瓦特(Stewart)这样的苏格兰普通意识哲学家的哲学观，撰写了一本关于司法证明方面的专著，阐述了他自己的司法证明理论。他所依赖的哲学观和洛克的实验主义哲学观是相对立的。在这本著作中，格拉斯福德一反过去惯常使用的原子方法论，而首次使用综合方法论提出了衡量和评估证据的模式。尽管格拉斯福德提出的这个新观点在十九世纪并没有产生影响，甚至在苏格兰也复如此，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论却已经包含了衡量证据的现代模式的种子。按照现代模式，应当根据某一种盖然性标准理论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进行综合衡量。这种方法显然与几乎为所有英美学者所接受的衡量证据的传统方法是极不相同的。这对边沁理论的出现也是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