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试行的社区矫正，是指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裁判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3}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下列五类人：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一般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也尽量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和适用。一方面，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人身危险性较低、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体现了将他们与危险罪犯区别对待的精神，杜绝了监禁环境下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避免服刑过程带来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让符合条件的罪犯在社区服刑，可以继续保持其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使之不脱离社会，引发或加重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对抗心理，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因而，该制度在加快行刑社会化的进程、体现对罪犯的人道主义关怀、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社区矫正是项新型的行刑方式，综合性很强，牵涉面很广，涉及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需要政法部门、机关团体、社区群众等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才能够顺利完成社区矫正的任务，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然而，从实践中的运作来看，主要存在着各部门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运行机制不顺畅、管理措施不到位、矫正措施片面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社区矫正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因而，社区矫正的立法迫在眉睫。只有在立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后，社区矫正才能够在全国推广实行，以真正改变我国目前仍以监禁为主的刑罚执行状况，提高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科学化、文明化和民主化程度。
（二）改革刑罚执行的考核机制，扩大罪犯的减刑、假释的适用比例
在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实践中，减刑假释都是先由监狱提出建议后才能得以适用，而监狱启动减刑假释建议的一个基本根据就是罪犯的考核得分以及根据考核得分所获得的授奖情况。罪犯的考核得分越高，名次越靠前，就会被视为“在服刑过程中，确有悔改表现的”，从而获得越多的被减刑、假释的机会。否则，就无法适用减刑假释。这就是所谓的“唯分是举”的一元化操作模式。该模式将“确有悔改表现”的主观判断客观化为生产劳动、生活表现等一些外在指标，尽管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不能完全反映出罪犯的主观心理改造状况，很难以杜绝罪犯为了达到减刑、假释的目的而刻意隐瞒、伪装自己，蒙混过关。并且，这种操作模式是封闭性的，完全与社会隔绝，罪犯基本不与社会和被害人接触，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罪犯对被害人和社会仍然存在对抗心理，不利于其真正认罪服法，以及在刑罚执行完毕后顺利回归社会。笔者建议，应当在原有的罪犯考核机制上，增加与被害人见面、与社区进行一定联系的考察环节。如果在此环节中，罪犯能够向被害人认错悔罪，主动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的弥补方式，并能够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或提供一些社区服务，就应当被认为是“确有悔改表现的”，从而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减刑、假释比例不高的问题。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9年公布的全国监狱系统押犯情况统计数字{4}来看，1995年到1999年的罪犯减刑率平均为22.39％，而该段时期内的罪犯假释率平均仅为2.42％。某些地区比例更低，例如2003年重庆市获假释的服刑人员仅占当年服刑人员总数的0．45％，2004年更是只占0.2％。{5}从笔者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一情况目前也没有太大变化，减刑适用率相对较高，假释适用率极低。而在外国，情况正好相反，假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适用。例如美国，大约85％的罪犯离开监狱重返社会是通过假释。1997年澳大利亚在押犯假释率为42.2％，我国香港为65.9％。{6}笔者认为，造成减刑比例高于假释比例的原因主要在于，假释过程中监督与帮教机制的缺乏导致被假释的罪犯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中，极易引发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隐患。在我国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后，假释被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内，对假释罪犯监管不力的情况可以得到好转。因而，在未来的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增大假释的比例，适当提高减刑的适用，形成“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新的行刑格局。这对于增强罪犯的改造信心，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帮助罪犯改过自新以及减轻监狱监管压力都是极为有利的，也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宽大为怀”的刑罚执行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