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指出：一个成员方根据国际标准制订的SPS措施的协调一致，是被规定在该协定中作为一个在未来得以实现的目标，而不是目前的要求。专家组对第3.1条的解释，将把指南和建议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使用遇有疑义从轻解释的原则时，上诉机构得出结论：我们不能轻易假定，通过要求符合或遵守这些标准、指南和建议，主权国家打算给自己施加了更繁重，而不是较少负担的义务。要维持这样的假设，以及证明这样广泛的解释正当，制定比《SPS协定》第3条的规定更为具体和令人信服的条约规定，是有必要的。（注：EC-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Hormones）， WT/DS26/AB/R, WT/DS48/AB/R.）因此，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的结论是错误的。
不过在中国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案中，中国援引遇有疑义从轻解释原则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支持。上诉机构指出：我们认为，在依照维也纳公约第31条解释“录音分销服务”时，专家组没有犯错误。……我们没有发现在第32条下专家组的分析中存在错误。因此，我们不接受中国的主张，即专家组应该裁决在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条的分析之后，“录音分销服务”这一项的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或模糊的。因此，即使遇有疑义从轻解释原则在WTO争端解决中是有关的，在这一争端中也没有它的适用范围。（注：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WT/DS363/AB/R）
总之，遇有疑义从轻解释的原则，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最少侵犯或最少干涉一个国家主权的结果。但如果过早和过多诉诸它，则可能导致WTO协定非常保守的解释，在WTO案件中过于有利这些被诉违反“义务”的被诉方，其结果之一将是损害WTO体制的光辉成就之一，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对发达（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4]。
（四）禁止滥用权利
滥用权利（abus de droit）的学说，植根于善意和公平原则，它禁止虽然不违反法律或协定的字面意义，但背离了其目的和阻挠履行相应义务的合理预期的行为[5]。如果权利的主张“触及一项条约所涵盖的领域，必须善意地行使它，即合理地行使”[6]。在权利目的适当和必要时，合理和善意地行使权利，应该同时在当事国之间是公平和公正的，而不是图谋从中获取不公平的优势[6]（P125）。
在美国虾案中，上诉机构在解释善意原则时，提到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上诉机构认为，事实上，第20条序言是善意原则的一个表达。这一原则同时是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控制国家行使权利。这个一般原则的适用，被广泛称为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的适用，禁止一个国家对权利的滥用，并责令无论何时，一项权利主张“触及（一项）条约义务所涵盖领域，它必须被善意行使，也就是说，合理地行使”。一个成员方滥用自己的条约权利，从而造成对其他成员方条约权利的违反，以及对如此行事的成员方之条约义务的违反。（注：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