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WTO国际法也可作为一个当事方遵守其WTO涵盖协定下义务的证据。（注：WTO涵盖协定（covered agreements）系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附录1所列各项协定；本文中提到的“WTO协定（WTO agreements）”泛指整个WTO条约群，或者整个WTO法律规则体系；下文提到的“《WTO协定》（WTO Agreement）”特指《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一项多边环境协定的存在，可用来审查WTO争端事实，以及为什么一个成员方采取某一贸易措施，并且为什么它以那样的方式适用它。例如，参考或遵守一项多边环境协定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方法，以确立为第20条需要的目的，在实施该措施中的歧视不应被定性为“不合理的”，或它的适用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证据表明，该受到质疑的WTO成员方是以合理的方式行事[1]（P133）。例如，在美国虾案中，上诉机构的确提到美国在其他条约（《保护和养护海龟美洲公约》）下的“行为”，并得出结论：其对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行为已构成不合理的歧视。（注：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在该案中，上诉机构把海龟列入可用竭的天然资源，也是诉诸《濒危物种贸易公约》附件一（所列物种是濒临灭绝的），作为这些动物濒危状况的证据[18]。在欧共体计算机设备案中，上诉机构认为，条约解释的目的是确立条约各当事方的共同意图。为了确立这一意图，仅其中一个当事方先前的惯例可能是有关的，但与所有各方的惯例相比，它显然具有更有限的价值。事实上，在解释减让表中的具体关税减让情形时，进口成员方的分类惯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专家组认为美国的分类惯例是不相关的，这是错误的。（注：EC-Computer Equipment, WT/DS62/AB/R, WT/DS67/AB/R, WT/DS68/AB/R.）因此，遵守非WTO条约的情况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实践的证据，参考其他国际条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一项措施的政策或其实施方式、实施情况。
（二）为WTO法的运行提供解释性指导
如前所述，WTO法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制度，WTO法是在国际公法的大背景中创制的。作为一个特别的制度，WTO法无法提供其运作所需的所有条件，其运作始终离不开国际公法的支持。作为一般法，国际公法可为此目的提供资源，为WTO法的运行或执行提供解释性指导。WTO争端解决实践经常提到维也纳公约的一些规定，（注：严格来说，除了上述维也纳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反映的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DSU第3.2条的措辞并没有包括维也纳公约的其他规定。）如关于条约不溯及既往的第28条、关于先后所订条约的第30条、关于条约修改的第41条、关于错误（error）的第48条、关于因缔结后订条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的第59条、因违约而终止的第60条，以及关于条约终止后果的第70条，所有这些均更多地涉及到条约的形成和适用。
上诉机构在加拿大专利期限案中提到了维也纳公约第28条，以支持其对《TRIPS协定》第70条的解释；该条确立了条约无追溯力的推定：维也纳公约第28条不仅包括任何“行为”，而且包括不复存在的“事实”或“情势”。在上诉机构看来，第28条必然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反的意图，条约义务适用于一直没有停止存在的任何“情况”――也就是说，过去出现的任何情况，在新条约下仍继续存在。事实上，“情况（situation）” 这个用语本身的使用，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存在和继续的事物；因此，它将包括“现有的和被保护的事项”，如在本争端中有关《旧法》的专利，即使这些专利以及这些专利所赋予的权利在《TRIPS协定》对加拿大适用之前产生“发生了的行为”。（注：Canada-Terms of Patent Protection, WT/DS170/A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