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WTO绝不是孤立于国际法运作的“自给自足的制度”，WTO协定不是存在于一个不受一般国际法影响的制度中。WTO法是在国际公法的大背景中创制的，WTO规则构成更广泛的国际公法内容的一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公法理论和实践；反过来，国际公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变迁，也将对WTO法产生并保持重要影响。WTO法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国家责任方面的制度，以及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适用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封闭”，这种相对封闭性与WTO法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应被视为仍然属于国际公法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发展。“自给自足制度”在国际法中没有法律依据，尽管对它的幻想仍然是一个“幽灵”，在法理辩论中持续出现，但是，这个概念最好仅限于神话和寓言的世界[17]（P877）。
二、国际公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
在WTO争端解决中，关于国际公法的作用，分歧很大。虽然有一些学者，如鲍威林认为，非WTO国际法可以作为法律适用于WTO争端解决[3]（P465）；但另一些学者的看法是，鲍威林的观点走得太远，把国际公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推至极致。大多数学者认为，非WTO国际法是“有关的”，但是，它们并不是作为法律适用，而是作为解释WTO协定的方法。（注：例如，乔伊尔·特拉希曼（Joel P. Trachtman）认为：“鲍威林的主张的核心部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参见：Joel P. Trachtman. Book Review of Conflict of Norm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w WTO Law Relates to Other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Joost Pauwelyn[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8, No. 4, 2004:855.）其认为，WTO的裁决机构不能适用非WTO国际法，对于解释《WTO协定》时国际公法的相关性，他采用一种更“自由的”的态度。（参见：Joel P. Trachtman. The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0, No. 2, 1999:333.）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警告与其他国际公法临床隔离解释《WTO协定》，并因而把它解释为一项几乎与今天的问题和关注无关的协定的危险。（参见：Robert Howse. The Appellate Body Rulings in the Shrimp/Turtle Case: A New Legal Baseline for the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Debate[J]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 27, No. 2, 2002:491.））也就是说，在解释WTO规定的必要范围内，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有权使用和考虑其他各种条约、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等非WTO国际法[17]。这是因为，即便是发展完善的制度，比如WTO法，国际公法作为一般法也至少可以发挥辅助功能。
（一）作为WTO争端解决中被考虑的事实
在确立一个争议的有关事实，并适用WTO规则于这些事实中时，其他国际条约可构成没有违反WTO规则的某些事实情况存在的证明。比如，一个多边环境公约，要求实施某些贸易限制以保护环境。即使该公约并不约束所有WTO成员方，或在特定情况下没有约束争端各方（尤其是申诉方），例如，包括一般WTO成员方在内的60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的事实，仍可构成GATT第20（b）条的重要证据，即被告的措施确实是“为保护人类健康必要的”[1]（P131）。 在WTO争端解决中，一项多边环境协定本身的存在，可以作为争端背景事实的一部分。WTO成员方参加一项多边环境协定时，不遵守（或争端）机制还可作为该成员方已通过谈判解决纠纷，避免争端的善意努力因素之一[17]（P1126）。其他国际条约作为“事实”所起的作用，也因此显得特别重要。即使这些非缔约国（WTO成员方）在法律上不受该公约的约束，并且因此WTO专家组不能适用该公约的规定，公约还是可以构成有关贸易限制措施“必要”的大力支持。但是，该公约并不是作为法律来施加影响，而是作为被指控事实的证明（“保护健康的必要”）。申诉方可以否定或反驳非WTO规则中事实证据的真实性[2]（P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