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
陈安
【摘要】在中国加入WTO“满九晋十”之际，针对目前国内外学界流行的某些看法，提出若干商榷意见和建言，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人亟宜认真总结加入WTO九年以来的实践经验，对WTO的体制及其立法、法治、执法现状，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剖析和判断，提高认识，用以指导今后的新实践。中国和国际弱势群体既要在WTO现存体制中“守法”和“适法”，在实践中精通其运行规则，使其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又要在实践中明辨是非臧否，深入探究WTO现行体制中对国际弱势群体明显不利和显失公平的各种条款和“游戏规则”，认真思考其变革方向，并通过“南南联合”，凝聚力量，推动“变法图强”，促使WTO法制和法治与时俱进，造福全球。
【关键词】WTO；立法；法治；执法；守法；变法
【全文】
一、中国“世龄”满九晋十
中国传统民俗素有“虚岁”与“实岁”之说。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起算，中国“世龄”（注：参加组织、入党入团，可计算党龄团龄。依此类推，加入WTO似也可计算“世龄”，作为衡量有关成员成熟程度的标准之一。）的“实岁”转瞬即将“满九晋十”，稚童阶段即将终结，少年阶段即将肇始。值此转折之际，从法理的视角回顾、考察WTO这个世界性经济组织及其相关国际经济关系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进程，追溯历史，总结现状，展望未来，显然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拥有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正在持续崛起，对全球经济兴衰负有历史责任，对WTO及其相关国际经济关系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问题，如何客观地深入考察，如何科学地剖析判断，如何审慎稳重地行动，都势必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举足轻重。
二、WTO及其相关国际经济关系必须力行法治
全球拥有60多亿人口，分属于190多个国家，WTO这个世界性经济组织现在拥有153个成员方。与这么多国家或成员密切相关的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多种利益互相碰撞冲突，互相犬牙交错，互相渗透依存。为了使互相碰撞冲突的多种利益方避免两败俱伤，各个（或各类）利益方势必在一定阶段上通过磋商谈判，寻求和走向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交汇点（convergence），达成妥协，并将其内容以条约、协定、法规等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有法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或“游戏规则”，对相关的国际经济关系“依法施治”--法治，借以维持相应的国际经济秩序。
“WTO这个组织及其相关国际经济关系必须力行法治”这一命题，如今已成为全球公众的主流共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有关经济领域内据以“施治”的上述行为规范或“游戏规则”，即有关的国际经济法，当初是如何制定和确立的？它们是否公开、公平、公正？应当如何立法？如何执法？如何守法？如何变法？--对于这些具体问题，却因各方利害关系的新旧冲突而纷争不断，时起时伏，伏而又起，这也是无可争辩、不容忽视的现实。
三、六十多年来国际经济法立法进程中的“6C”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争斗，前者力图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立法，以保持和扩大既得的经济利益；后者力争更新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立法，以获得经济平权地位和公平经济权益。60多年来，这些争斗往往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妥协之后又因新的矛盾而产生新的争斗，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这种历史进程似可概括地称为螺旋式的“6C轨迹”或“6C律”，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但每一次循环往复，都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都把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法规范，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经济权益，也获得相应改善和保障。
从法理角度看，当代世界性经贸大政的磋商和决策过程，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过程。数十年来，其“立法”过程最为常见的三大弊端是：
第一，只由七八个最发达国家的首脑或其代表（如“七国集团”或“八脑会议”），进行密室磋商，黑箱作业，或进行半公开、半隐秘的讨价还价，定出基调或基本框架之后，交由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性组织或区域性组织（如“经合组织”或“欧洲联盟”），协调各方利害关系，定出共同主张和一致步调，然后才提交全球性的经贸大政会议或国际经济组织进行讨论。这种作法从一开始就排除、剥夺了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常令它们不明就里，措手不及，缺乏必要和足够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从而在磋商或论战过程中处在劣势或弱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