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涉及行政法各论与行政法总论之间的牵连关系，事实上，行政法总论是行政法各论“走不出的背景”，如果各论完全游离于总论之外，那么也势必会“遁入”非法学的学科领域。因此，我们既要主张部门行政法的相对独立性，又要防备其“逃遁”或“逸散”之风险，这就需要进一步理顺总论和各论之间相互的关系形态。
三、完整的行政法学体系:总论与各论的关系形态
关于行政法总论的基本功能，大陆法系的公法学者已经作出诸多阐述，其中以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教授的“四功能说”和日本学者阿布泰隆的“五功能说”最为典型。事实上，撇开两位学者均提及的“国际规则国内化”的法律继受功能之外，二人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本质差别，可以归结为“储藏器”(speicher)、“转换器”(transformator)和“手段工具”(instrument)三大基本功能。所谓“储藏器”功能，主要是减轻法律实务上之负担，例如将某个行为定性为总论上的“行政处理”，便可进一步推导出其在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诉讼法一系列的规范效果。所谓“转换器”功能，意指行政法总论乃是对宪法原理的解读和输出机制，它能够将抽象的宪法规范具体应用于行政领域，并辅助行政法规范的解释和适用。至于“手段工具”功能，是指行政法总论不仅仅具有论坛价值，并可提供法律政策的“典范”和“样板”，亦即具有法政策形成与变革的工具箱作用。{9}(P5)笔者认为，上述的三种功能，乃是以往行政法总论自觉或不自觉的服务目标，在行政法总论的这一功能定位之下，结合前文有关行政法各论独立性及其体系构成、内容向度的认识，笔者将行政法总论与各论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一般与特别”、“形式与实质”、“传送带与反向传送带”三种关系形态。
(一)一般与特别的关系
行政法总论与各论之间首先是一般与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维度类似民法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行政法总论提出一般性的法治国家的基本架构，亦即“合法性”层面的基本原理，如职权法定、法律保留、行政行为形式、正当行政程序、司法救济与国家赔偿的一般规则等。而行政法各论则在遵循总论所确定的法治国家基本原理、原则的基础上，于特殊性上有所发展，甚至在具体规则上可以作出超越总论原理的例外规定，这也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目前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通常具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依本法规定为之”的条款，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行政特别法的自主创制空间。而晚近，在行政法总论与各论的关系上，大陆法系学者有将总论的“一般性”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主张行政法总论的任务不在于第一线解決行政法的个别问题，而只是提供一个秩序的理念与架构。{3}(P15)当然，行政法总论要退出“一线”，须以行政法各论的充分发达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