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于“和谐”精神：以“无讼”理想为总原则，在其总原则之下，又有四个具体的价值取向：一是维护“秩序”，二是贯彻伦理纲常，三是漠视权利，四是“厌讼”、“贱讼”之诉讼心理与“息讼”之诉讼趋向。[9]从其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总原则自然渗透于所有诉讼领域，但那些具体取向则各有不同。维护秩序理念主要贯穿于刑事诉讼领域，漠视权利与息讼等理念主要体现于民事诉讼领域，第二个则不分主次地贯穿于刑诉讼、民诉讼两个领域，并将二者连接、糅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对于“和谐”与“无讼”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性质，无讼在制度上和文化上都成为价值取向。就个人而言，息讼、止讼乃是爱惜自己“面子”、保持自身品德、维护家族声誉之所需；而对国家而言，“息讼”、“去讼”则更是维护礼教、弘扬道德之大事业。于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到乡绅族老，无不倡导止讼之善、宣讲诉讼之害，一般文人同样力倡息讼、止争，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息讼氛围。
随着西学东渐，在追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许多传统的东西逐渐被淡化，甚至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被清除。然而，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沉淀，作为一种“本土资源”，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10]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他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笔者相信，这种影响会长久存在并顽强地发生其独特的作用。
(二)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按照现在对和谐社会的政治定义，其内涵包括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包括了农村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及“三农”问题等。农村的和谐，由另一个政治术语所直接涵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1]可以说，建立和谐农村是整个和谐社会建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已经被政治家所认同。
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规则。[12]国家法所确立的以公力救济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不能消除主体的心理对抗。不仅如此，诉讼中的对立地位有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个别纠纷经过诉讼后反而扩展为后续长期的对抗，在周围社会中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13]而非讼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