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青峰，单位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燕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
（一）表现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案件进行裁判。要使法院发挥作用，就得有争诉的案件。因此，只要没有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便没有用武之地；（二）审理私人案件，而不能对全国的一般原则进行宣判。法官直接指责一般原则或没有待审案件而破坏一般原则时，他就越出了所有国家同意应予限制的法官的职权范围；（三）只有在请求它的时候，或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只有在它审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0—111页。
游伟、赵剑峰：《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董皓：《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当然，我们承认这里有一个中国特有的审判解释现象，即审判解释绝大多数都是具有一般约束力的抽象的法律解释，而很少与个案或类案相联系，不以具体司法裁判为背景，这种解释具有立法或准立法性质而非完全是本身意义上的解释。但不能因为中国审判解释的上述特征，就必然否认审判解释本身具有的与案件相联系的特性，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梁治平：《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载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转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版，第125页。
董皓：《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李可：《原则和规则的若干问题》，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李可：《原则和规则的若干问题》，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转引自杨解君：《走向法治的缺失言说》，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有资料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2000年为止，除重新修订颁布了
宪法和对
宪法进行三次部分修改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373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法律261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12件，除修改、废止和失效的外，现行有效的共188件，此外，1979年以前制定的法律还有16件继续有效；国务院颁布了800多件行政法规，现行有效700件左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批准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人大制定了3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了3万多件规章。见乔晓阳主编：《
立法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杨解君：《走向法治的缺失言说》，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453页。
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卡多佐法官说：前辈学者的理论认为，法官根本不得立法，植根于习惯法制度中的一条现存规则，如果被遮蔽了，那么法官所能做的，就是要揭掉其遮布并将其间的那座雕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第554页。
转引自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版，第209页。
武树臣：《判例意识与判例价值》，载《判例与研究》1995年第3期。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版，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