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意志论范畴中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一样，垄断竞争超越了自由竞争，经济主体的行为意志指向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垄断经济阶段，加剧了的竞争迫使经济主体改变行为目标和活动方式，通过控制更多的人来减少获取利润中的风险是垄断主体和追求垄断的主体共同的权力意志。“大大小小的竞争，处处都按照权力意志转变为支配关系，借以增长和扩充权力。”[9]
传统社会中，权力意志转化为权力的客观基础主要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现代社会，权力意志的基础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发现，人类的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生产性的关系。在福柯有关现代权力的理论表述中，他更愿意采用一种“知识权力”(“权力知识”)或“知识一权力”(“权力一知识”)的形式。[10]在“知识—权力”的向性关系中，工业革命的技术被他看作新的权力技术，它训诫着人的语言、行为和身体，把一个生物人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中，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同样在这个向性关系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知识转化为权力的现代性基础及其表现形式，就是技术的物质化。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乃是强制性命令与要求，由于现代技术的权力意志，即现代技术要将其一切对象纳入技术框架或赋予技术的结构。技术理性背后的权力意志要求依照功能效率的标准去控制一切、操纵一切。这将是导致的人与事物的自身性的毁坏是一种“最高的危险”。
而具有“最高的危险”的现代技术，无疑应该是信息技术。黑屏事件就是凭借这种新技术对他人施加的权力意志。具有不利涉他性的黑屏行为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缺少被统治者肯认的意识基础，这种无权力的权力行使遵循的是一种特殊“权力意志”。
黑屏行为以远程数据控制为基础，这种信息技术所带来效率变革远远大于其内涵的危险，即便如此，消极的一面也不能忽视。远程信息数据处理技术内涵危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是具有群体依赖性。信息处理技术区别于传统技术之处在于：它不限于企业内部进行，不受空间的阻碍，可直接进入涉及该技术的所有产品中。产品的高技术性使社会主体在技术关联性背景下形成有粘性的特殊群体。每个群体群落的大小和群体成员间的黏度取决于产品的广泛性和技术的持久性。一个庞大的和高度粘性的群体以发展着的技术为基础，并以单向输出“技术营养”的方式维持其稳定。在供给的单向性这个前提下，群落越稳定、时间越持久，在输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自由越可能偏向一方，另一方被相应地剥夺自由或被挟持。于是形成了技术数据处理为基础的接受者对输出者的一定依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