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反垄断法
王晓晔
【摘要】
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我国反垄断立法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因此，国家需要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建立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法律，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可以说明我国经济体制的性质，说明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尚未彻底完成，加上
反垄断法本身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我国反垄断初期执法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市场化”方向而来，也应当坚持向“市场化”的方向走下去。在当前行政垄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障碍的情况下，我国应努力打破行政垄断，特别是从法律上保证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一视同仁地适用
反垄断法。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反垄断法；经济
宪法；行政垄断
【全文】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建立了一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在民、商、经济法领域，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2007年颁布了反垄断法，这就使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原则：合同自由、保护所有权和竞争自由。本文主要论述反垄断法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笔者的观点是：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的颁布和执行也有利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各种思想、观点的撞击不仅推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竞争文化，而且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万花筒中的一大亮点。
一、我国反垄断立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表明，市场竞争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激发人们的智慧和热情，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竞争是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阶梯，是民族繁荣和昌盛不可缺少的推进器。因此，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使市场机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我国就应当建立一个推动和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的法律制度。对于一个实施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
（一）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竞争论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不仅不被视为调节生产的手段，是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动力，而且“竞争”二字也被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负面的东西。例如，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一书中，将“竞争”称之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规律的作用，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充分的利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和破坏。”“一方面，大批商品卖不出去，堆在仓库里或被毁坏掉；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者则因失业而陷于贫困。”其结论就是：计划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也就失去了作用。”[1]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对竞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和不公平的。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们之所以蔑视竞争，将竞争视为洪水猛兽，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抽象分析作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理解。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竞争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联在一起的，而私有制则把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开来，且置于相互对立的地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应当是一种没有商品、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从而也没有竞争的社会。恩格斯在其《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对新社会作了以下描述：“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由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2]简言之，未来的社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的利益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致的，竞争从而也就消灭了。
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未来社会进行一种逻辑分析，而后来的人们却将这种抽象的逻辑分析作为可立即付诸实施的方案，未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物质条件和人们的思想水平，从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作出不合乎实际的评价。例如斯大林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视为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式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3]总而言之，由于很多人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没有市场和没有竞争的理想化社会，这就使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极大的难题。对此，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了非常好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35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从企业方面来说，这种僵化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