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上说，辩诉交易是公诉人所代表的国家与被告人的和解，侧重保护的是国家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的要求和利益则可能被束之高阁。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国家予以审查和认可（当然前提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侧重保护的是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在这种从对立到和解的局面转变中得到了维护，从这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是一种追求被害人、被告人和国家利益“三赢”的诉讼方式。
（三）刑事和解与私了
“私了”是与“公了”相对而言的，是民间对于诉讼双方自行和解行为的一种俗称，既包括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也包括刑事案件。简言之，“私了”是纠纷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统称。而广义的刑事和解可以分为诉讼外和解和诉讼中和解，前者没有经过公权力机关处理和审查，纠纷双方在诉讼之外即行和解，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了”。脱离了公权力的监督和审查的“私了”情况比较复杂，既包括一些民间可以自行平复、未构成犯罪的违法事件，也掩盖了不少已构成犯罪的案件。由于脱离了公权力的视野，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都很难得到法律保护。但因刑事案件“私了”能够给被害人和加害人带来实惠，此种解决方式在我国民间颇具市场。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宣称，社会上发生的刑事案件，有30%左右是私了的。[4]还有学者调查发现，2001年前后江西省乐平市个别乡镇人身损害、盗窃、重婚三类案件私了率达70%，[5]而据山东创纪律师事务所2003年提供的一项调查，目前我国农村发生刑事案件后进行私了的占农村犯罪案件的25%以上。[6]无论“私了”在案件解决中的确切比例如何，都说明刑事纠纷的解决采取公权力视野之外的和解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我们研究刑事和解的目的之一就是促使立法将一部分“私了”案件合法化，促使其从诉讼外和解转入诉讼中和解，从而进行法律规制，使得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四）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作为国外一项刑事司法改革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北美洲，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在刑事事项中使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E/CN115/2000/L12/Rev11）对恢复性程序的定义，恢复性程序是指犯罪人、受害人或犯罪案件的其他当事人共同参与解决由该犯罪所引发的事项，常常是在代理人的协助下进行。在这些过程中，重点是满足个人和集体的需要，以及重新调整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恢复性司法十分强调被害人和社区对刑事纠纷解决的参与，常见的几种恢复性司法模式有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计划，社区修复委员会（CommunityReparativeBoards）、家庭小组会议（FamilyGroupConferencing）、量刑圈（SentencingCircle）、社区矫正等，社区几乎都是参与主体。[7]恢复性司法方案和政策并不专属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审前及判决阶段，它还在矫正犯罪的执行阶段有助于加强刑事司法的成果。在比利时监狱中实施的恢复性司法方案已经证明，恢复性司法方案对受害人和犯人都十分有益。[8]恢复性司法借鉴了传统的、土著的以及宗教中的解决争端办法，人们重视恢复性司法是基于不能再把国家视为可提供有效和公正司法的惟一主体的观念，但有效的恢复性司法还是要依赖于行之有效的的刑事司法体系。目前世界各国对恢复性司法日益关注，联合国也多次拟定了有关恢复性司法的一系列探索性决议或方案。[9]
恢复性司法与本文所研究之刑事和解有明显的区别。恢复性司法源于对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和刑罚制度的反思，以及对犯罪性质的重新认识。因此，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法律思潮，是建立在对传统刑事法制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并且十分强调社区的参与。而本文所研究的被害人和加害人和解，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末期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方式，历史上和现代的许多制度都带有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印记，如赎刑、罚金、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令等，加害人和被害人和解解决纠纷的理念和实践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和主流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并存着，我国自古以来不乏此类尝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生发于本土的纠纷解决理念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在变化更新。目前，国际上的恢复性司法潮流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和解理念出现了交汇点，即都关注被害人权利保护，都关注纠纷发生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因此，在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时，可以吸收西方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但这并不能泯灭二者源头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