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许多开发项目，比如大坝建设等等，都会产生此类问题。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环境政治本身就具有了草根性的特色。一旦发展项目造成污染环境，那些大量的、依靠自然生态维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农村人口就面对着生活环境恶化，自身生存权受到威胁的严峻挑战。这也就同时使得印度的环境运动具有了相对而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其参与主体是穷人，尤其是农村妇女、部落居民，印度的环境运动也就具备了鲜明的庶民色彩。当然，来自城市的环境活动家、媒体、以及学者都为环境运动的组织、动员、议题设置提供了不少帮助。此外，其运动目标不同于中产阶级式的“荒野保护”癖好，而是与保障穷人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利紧密结合起来的。比如，就在政府对环境问题首次正面表态之后不久，1974年，印度就爆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深远的群众性环境运动——“抱树运动”。为了抵御运动品公司对喜马拉雅山区角树林的砍伐，手无寸铁的农村妇女、儿童以手拉手抱住大树的形式保护森林。即使被伐木工人殴打也绝对松手，晚上也为树林站岗，从而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商业砍伐。这一运动经过媒体报道，在印度广泛传播，并吸引了许多的环境活动家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保护森林行动。这并被认为是印度环境主义全面兴起的标志与环境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的最终成果之一就是促成了联邦政府通过一项禁止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砍伐森林的政策。另外，当地成立了“达肖里农村自治委员会”。作为环境非政府组织，该委员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教育并培养当地人的生态意识，发展以经营森林为基础的农村小工业，把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花镜了体报道，在印度社会，晚上也为树林站岗，成功地阻止了伐树行为魂与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此后，印度社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环境运动，在环境问题的各个领域，比如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保护等等，群众性的广泛参与和来自城市的智力、组织能力支持相结合，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甚至国际影响。一些环境非政府组织还因此获得了国际性的环境大奖。许多环境问题是由非政府组织通过成规模的环境运动提出并被公众所认识的。面对这种源自公民社会的强烈诉求，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其环境与发展政策考量中有所调整，考虑这些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尽管印度公民社会发达，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其领导的环境运动前赴后继。但大多数都秉持“甘地主义”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作为抵抗政府或者商业集团主张的主要方式。当然，许多环境运动都是针对某一个地区性的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有关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也就具有了强烈的地方利益集团色彩，缺乏统筹国家长远利益与地区眼前利益的意识。这也说明了在环境运动从体制外施压，推动政府行动的同时，一些环境组织本身也需要得到来自包括政府在内的外部力量的某种制约和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