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两种排除模式之比较。
显然，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各有优缺点、相互对应：一方面，强制排除具有明确性，能够保证统一适用法律，做到同等情况同等处理，但是强制排除的机械性却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司法现实、不能满足多元化价值目标。比如，对于非法搜查、扣押行为中的个案情况不加考虑而一律予以排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民众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甚至失望，为何犯重罪的被告人会仅仅由于警察的轻微违法而逍遥法外？另一方面，裁量排除具有灵活性，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为证据之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但是裁量排除也可能存在法官受主观好恶、个人素质以及其他因素之影响导致的对违法行为适用法律的不统一，尤其是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刑事司法国度。
就上述各国刑诉制度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样式的整体趋势分析，裁量排除与强制排除相结合是主流，而且较一致的是：强制排除适用于非任意自白；裁量排除则在实物证据排除中居于主导地位。即便是贯彻强制排除的，有正当程序传统之国家也增加了诸多例外以增强灵活性，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增加的例外规定。
下篇：中国非法证据制度之缺陷及改革
五、中国非法证据制度之缺陷及法理分析——以非法口供为切入点
与前述法治国家系统化的非法证据制度相比，我国的非法证据制度之不足主要体现在：其一，非法证据制度的前提条件缺失，也就是说我国并没有依照法治理念的核心——“控权”原则为指导确立起系统、详细的证据收集制度。这一点无论是在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的收集上，均是突出的。所有的证据收集和强制措施基本上是由侦控机关自行决定，没有来自中立的裁判者的监督和制约。其二，非法证据的认定机制不完善，尤其是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排除的主体。其三，现行立法采用强制排除的灵活性不足。
下文中笔者拟以我国已经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18]，尤其是以非法口供为对象作进一步分析[19]。
（一）非法口供的排除主体。
对于非法口供，两高司法解释要求检察机关“发现”和法院“查证属实”后，有职责予以排除，也就是说，检法两家都有职责予以排除。我们认为，目前这种设置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口供不符合正当程序原理。
人民检察院《规则》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