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应当正确对待“被告人品格证据”。科学实验以及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经验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为此，各国侦查机关在确立某罪行的实施人时，大多先从具有前科者开始着手调查。尽管在侦查活动中应当重视品格证据的作用，然而，由于犯罪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犯罪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犯罪人格与犯罪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品格证据是一种有风险的证据，极易诱发法官对被告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从而容易引发错案。因此，在审判阶段，法官需要充分意识到被告人品格证据所固有的风险，避免品格证据所带来的偏见，不宜直接将其采用为强势的有罪证据，而只能作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补强证据，用以证明案件中一些辅助性的事实。
最后，法官在认定、采信证据之后作出判决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慎重适用“疑罪从轻”。由于死刑案件要求适用“排除一切可能性”这一最高的证明标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存在疑问的死刑案件，司法机关往往会对被告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刑或者降格适用刑罚，这就是所谓“疑罪从轻”做法。由于刑事案件中的疑问包括事实存疑与情节存疑两种，对此，司法人员应当学会区分并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去“疑罪从轻”，否则就会酿成错案。[23]采用“疑罪从轻”降格适用刑罚的只能是这样一类案件：即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现有的证据能够证明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在决定判处死刑的有关量刑情节上缺乏必要的证据。[24]而对于那些无法证实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一基本事实的案件，不能适用“疑罪从轻”原则，应当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
【作者简介】
聂昭伟，单位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按照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说法，死刑复核收回之后，可望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掌握死刑适用的标准和尺度，确保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参见刘岚：“肖扬就死刑案件二审开庭等问题接受记者采访”，载《人民法院报》2007－03－14。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吕世伦：《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法］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与审判》，赵涵舆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5页。
［英］麦高威、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卷］，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7页。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是以对于陪审员所为之事实认定，不许再提出上诉，除非其所为之事实认定明显违背法令”。参见蔡墩铭：《两岸比较
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76页。
蔡墩铭，同注引书，第366页。
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参见［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协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2页。
［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62页。
近年来，在世界各国被披露的死刑误判的比率是惊人的。如据美国官方统计，在1976年至2000年之间，美国至少有100余名无辜者被误判死刑；再如菲律宾最高法院在对1994年至2001之间各级法院判处的511个死刑案件进行复查时发现，误判的比率是惊人的，70%，存在误判现象，而这些误判很可能导致无辜者被执行死刑。
转引自邓子滨：“使刑事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第204页。
转引自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目前我国侦查程序仍以封闭性为特征，尤其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既没有律师在场，也没有全程录音录像，在这种封闭的场景中，刑讯逼供就难以避免，证据的可靠性也难以保障。
国外一些法学院曾进行过目击证人指证可靠性的试验，即在教师授课过程中，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突然闯进教室并袭击教师或学生，然后逃离教室。在众多的试验中，学生事后对事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总有相当大的出入。
所谓成列指证是将犯罪嫌疑人同一些与其性别、年龄、身高等体貌特征相似的人混杂在一起，交由目击者辨认的一种指证方式。
暴露指证是不将犯罪嫌疑人混杂在一起，而只将其一人交由目击者辨认的指证方式。由于暴露指证时仅仅只有一名被指证对象，因此，暴露指证的暗示性是很明显的，应当尽量避免使用。
对此，我国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在处理被告人翻供等毒品案件时，尽管可以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被告人口供定案，但在“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杜培武、李化伟案就是如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均认为在案件基本事实上存在疑点，本应“疑罪从无”，但最终法官还是不适当地采用了“疑罪从轻”，予以降格判处。
例如共同杀人犯罪中致死人命，如果现有证据证实不了谁致死人命，也无法再查证，这样对该共犯人便可留有余地降格判处死缓刑。又如，在抢劫杀人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论罪当杀，但在被告人是否年满18周岁这一点上（已满16周岁）证据有矛盾，且再行取证的条件已不具备，对这些案件亦应留有余地降格判处死缓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