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我国应当在侦查阶段设置相应的程序分流机制，允许公安机关对特定范围内的犯罪，作撤销案件的处理。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权力配置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即公安机关既享有较为独立的侦查权，又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事实，可以吸收日本的有关作法。即肯定警察对于适用程序分流享有相对独立的决定权，但同时必须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对于本机关所作的程序分流处理，公安机关应主动地定期向检察机关进行汇报，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第二，在适用案件范围上，笔者主张与轻罪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相衔接，限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案件。此外，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述限制可适当放宽，确定为，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第三，在附加条件方面，笔者认为，在侦查环节适用程序分流应当附加条件。具体可以设计为：由犯罪嫌疑人在坦白认罪、真诚悔过的基础上，向被害人道歉并对被害人的损失加以补偿（适用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或者提供一定的社区服务（适用于没有被害人的案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对公安机关违法撤销案件的，被害人还可依据现行刑诉法第170条的规定，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起诉环节中的程序分流
（一）国外相关立法与实践及评析
1.国外相关立法与实践
在美国，对警察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检察官可以作出三种决定，即起诉决定、不起诉决定以及缓诉决定。其中，不起诉与缓诉的处理决定承载了起诉环节中的程序分流的功能。在决定是否起诉问题上，美国的检察官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他们不必把其司法管辖区内发生的所有案件都送交法庭审判，而是可以有选择地对其中一部分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即使他们手中掌握了充分的有罪证据。至于哪些种类的犯罪、哪些犯罪人以及那些犯罪行为可以不受到法律的追诉，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只能由检察官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7]（P.109）。检察官有权决定签发一个指控，多个指控，较严重的指控，较轻的指控，全部指控或部分指控。“惩罚、威慑、使能力丧失和归复的目的融入起诉的每一个决定中，因为他们与每个罪行、罪犯、被害人和公众的具体方面有关。……如果罪犯承认责任并真诚地表示忏悔，那么检察官可能作出被告人适于归复的结论，不对其起诉而可能适用分流。……对比较轻微的罪行，如果是初犯，检察官经常拒绝签发指控。”[18]（P.288）
在美国的一些州，检察官还可以作出一个延缓起诉的决定，这一决定常常与分流项目结合使用。通常以被告人接受检察官的条件，如接受戒毒治疗、提供社区服务、参加工作培训或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等为前提，由检察官决定延缓起诉。如果被告人较好地完成了分流项目，检察官即撤销指控；如果被告人在分流项目中表现不好，检察官就恢复刑事起诉。这些分流项目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若是非正式的分流，检察官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被定期的监管是否遵守规定。其中，最不正式的作法是如果罪犯在一定期限内，比如在6个月或12个月内没有因其他任何罪行被逮捕的话，检察官同意不对本罪行提起指控。在正式的分流项目中，有专门人员进行评估以确定被告人是否适于分流。一旦参加分流项目，被告人被要求参加专门的归复活动，并被监管是否遵守规定[18]（P.274）。目前，美国有37个州中存在这样的程序，由7个州通过立法批准在全州范围内实行这类程序[2]（P.310）。
在英国，当警察对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并决定移送起诉后，由检察官对全案的案卷材料和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根据《刑事案件起诉规则》的规定，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主要是从证据以及公众利益等两个方面进行检验。如果经过证据检验，检察官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对被告人定罪，那么，检察官就应从公众利益的角度考虑，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起诉。总的原则是：罪行越严重，越有可能根据公众利益而需要起诉，而对于过失犯罪、初犯、偶犯、老年人犯罪等则从宽处理，不予起诉。从而，将案件从刑事诉讼中分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