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不同，刑法规定的众多条文完全可以个别分开适用，而刑事诉讼法则是将全部条文之规定做有机性的适用，换句话说，一起刑事案件的处理只需动用刑法的若干条文，而刑事诉讼法则非动用大部分条文不可。[21]因此，刑事诉讼法在修改起来有其特殊的技术难度“，要么不改，要么大改”。
刑事诉讼法的这一固有特点，要求在修法的过程中应当有一种大局观，任何条文的修改都要考虑到与其他条文相互协调，保持制度的系统化，否则难免挂一漏万，甚至还可能引发更多新的问题。1996年修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现实的例子。比如，庭前卷宗移送制度被认为是当次修法的一项重大改革，即由全案移送改为仅仅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新法甫一出台，各界欢呼雀跃，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我国在保障审判中立性方面的一大进步。但是执行起来人们才发现，这一改革遗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由于卷宗移送内容的改变，辩护律师庭前阅卷的范围也跟着改变，于是乎“阅卷难”成为新法出台之后的一个制度性缺陷。
另外，随着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法院庭前审查由此前的实质性审查改为主要审查程序问题，据说这样可以防止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是符合程序公正的。但是由于这一改革过分执着于一点，利弊得失值得进一步反思。第一，这一改革在保障中立性方面的功能值得怀疑。已有论者指出，庭前审查虽然做出改革，但其实际效果却无非是使法官将庭前阅卷改为了“庭后阅卷”，即在第一次开庭之后，再详细查阅检察院移送的全部案卷材料。[22]第二，这一改革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不经意间舍弃了原有制度的某些合理之处。旧法的庭前实质性审查尽管可能造成法官先入为主，但它也具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即对检察官的公诉权构成制约，防止其滥诉。如何对公诉权施加有效制约，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如美国大陪审团制度，德国中间程序等都是为此目的而设。我国旧法尽管没有设置此类专门程序，但庭前实质性审查在客观上是具有类似功能的。96年改革之后，公诉权便完全控制在检察院之手，没有任何可以对其构成有效制约的措施。这种情况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出现，尤属犯了大忌。
卷宗移送和对公诉案件的庭前审查，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只是一个小的环节，但就是在这一小小环节上的变动，却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当然，我们并非否定这一改革，本文要强调的只是在做出某项改革的时候，必须要照顾到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以系统化的角度推进刑事诉讼程序的逐步完善。
2.法律的可操作性
当一部以“某某法”命名的文件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多数票表决通过时，在形式上它就具有了法的效力，但是在一个专业法律人的眼里，仅此并不足以使该文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不是名副其实的法律。现行刑事诉讼法共计225条，且不说这个数量比起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远远不及，[23]单就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而言，在这225条当中究竟能占多少比例，也颇值得考察。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应当将可操作性放在重要地位。
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则应当具备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结果和肯定式结果）三部分。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作有效的规则。[24]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满足这一条件的规则可谓屈指可数，普遍缺乏的是有关法律后果的规定。考察我国刑事诉讼法可以发现，有限的一些后果性规定往往集中于专门针对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规则，如当事人应遵守的诉讼期间、被采取某些强制措施之后应遵守的规定、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等等。但是，针对专门机关则鲜有此类规定。这一现状直接导致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法”的作用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