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8月14日到了曲阜，他们又不让我们见人，只是让我们给关在看守所的黄公元送去500元钱。8月24日，我们带着律师又去时，那3名公安就不再和我见面了，换成了一个主管刑事的王副局长接待我们。”周萍说，而这位王副局长见面后，只同他们聊家常，丝毫不提黄公元的事。最后，在律师一再要求和黄公元见面的情况下，王副局长才不得不告诉他们，黄因病重，已被送至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
周萍和律师随即赶到了医院。两名警察守着的监护室一副戒备森严的模样。周萍赶到医院后不久，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周萍很纳闷，丈夫身体一向很结实，怎么会一下子就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黄公元的功能衰竭？满身的伤痕是怎么回事？然而，没有人回答她的疑问。
8月31日下午，黄公元终因全身多数器官感染、功能衰竭离开了人世。同日，满怀悲痛和疑问的周萍走进了济宁市检察院，请求该院渎职犯罪侦察局的检察官对黄公元的死亡真相予以调查。
经过调查取证之后，济宁市检察院以陈新国、徐恒邦、丰宗祥涉嫌“故意杀人”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0年6月14日，周萍第22次赶赴济宁，就是参加法院对此案的第一次审理。
这是一次尝试，尝试的结果是想证明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沉默权是否有存在的可能。
这也是一种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执法观念难以轻易逾越，传统的侦查手段和证据制度更是一下子难以改弦更张。
尝试和挑战都集中在了一个看似寻常的案件中，交手的双方恰恰又都是熟悉法律的司法人员——检察官和刑警。暗地里的较劲和法庭上的舌枪唇战，让人不禁眼花缭乱。
（二）法庭上的交锋
“审判长，3名被告为了寻求破案线索，长时间对被害人采用固体定位刑讯逼供，致使被害人因伤势过重而引发全身多数器官感染、功能衰竭而死。根据我国《刑法》，我们认为3名被告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不对，事实上，死者黄公元在审讯过程中逃跑，3名被告才被迫使用警械。”检察官的话刚落，被告的辩护律师立即予以反击。“公诉人的指控不符合事实真相。身为警察，在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情形下使用警械是合理又合法的。”
“我们有侦查实验的科学鉴定，可以证明被害人黄公元没有逃跑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