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免责”，是司法机关给予被追诉者的优惠条件，以求换取他们的回报。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已有某些类似于“刑事免责”的因素。例如，《刑法》第67条对自首者可以视自首情节的不同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犯罪情节较轻的）处罚。《刑法》第68条规定，对立功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虽然免除处罚的是有重大立功者，且立功是揭发与本案、本罪无关的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但与“刑事免责”的性质是相同的。上述规定表明，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我国刑事法律还是主张“利益互换”的。在这一点讲，笔者认为，我国借鉴“刑事免责”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刑事法律思想的基础。至于“证据强制”，虽然我国法律中没有“证据强制”的规定，但是，这正如我国法律没有“沉默权”的规定一样，并不妨碍立法机关考虑像增设“沉默权”那样增设“证据强制”制度。为何可以主张增设有限的“沉默权”，就不可以增设有限的“证据强制”？笔者认为完全可以。
（三）借鉴“刑事免责”和“证据强制”的原则
做任何事情均有一定的原则。所谓原则，是指办事的规程和准则。只有坚持原则，才能避免盲目性、随意性、武断性等，才能按照既定原则的要求把事情办好。否则，是非不分，良莠不辨，无视巨细、不管缓紧等，一概地兼收并蓄，照搬照套，那么，就会事与愿违，欲成而败。笔者认为，在借鉴“刑事免责”和“证据强制”制度上，似应坚持如下原则：
1、区分不同国情原则。我国与美国政体迥异，刑事诉讼模式（形式）不同。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美国只有10%的案件进入普通诉讼程序（90%的案件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处理）。而我国则不同，除了10%—20%的案件按简易程序处理外，绝大部分案件按普通程序审判。在美国，虽然通过诉讼处理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10%左右，但是，适用“刑事免责”和“证据强制”的案件范围比较宽，除了经常在贿赂案件中适用以外，还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政府犯罪和警察侦破很难的案件。[13]在美国，大陪审团经司法长官批准，就可以适用“刑事免责”和“证据强制”。但是，我国无大陪审团。美国是一个重视商业利益的社会，事事讲究利益交换。我国一向是重刑轻民的社会，在价值观上，重刑事惩罚而轻利益互换等。凡此种种，均是借鉴“刑事免责”和“证据强制”应当考虑的因素。
